亚洲四小龙按实力排序 “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后 “东亚奇迹”还能否持续?

2017-10-30 - 亚洲四小龙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从军事、经济等方面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延伸到其他大洲,但其重心仍在亚洲。日本多年来一直在亚洲布局、经营亚洲。考虑到亚洲地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非常积极主动地大力开拓亚洲市场,力图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为陷入债务危机泥淖的欧洲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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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规避欧洲国家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进口依赖的企图,莫斯科大力拓展亚洲市场,为实现本国油气资源出口的多元化而竭尽全力。

因此,东亚的崛起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言者臆断,但是,过去东亚的崛起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区性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够维持战略性合作(尽管两国在很多议题领域存在分歧和矛盾);二是领头羊经济的高成长性,即东亚地区存在某个引领该地区各经济体的领头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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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羊经济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既是外资的吸金池,从而为组织地区生产和服务创造了条件,同时,它又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商品和服务流向的最后市场(market of last resort)。但上述两个条件在当今情势下均面临挑战,从而很有可能阻断东亚的崛起进程。本文主要探讨后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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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东亚的崛起,亦称“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存在一个或一批领头雁经济。在学界,人们常借用“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持续在产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日本愿意转让技术,以及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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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已无法担任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中国逐渐成为拉动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尽管日资、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的确对中国经济成长有很大贡献,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雁行模式”所能解释,因为中国并不是简单地靠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淘汰产业和技术而发家,而是接收了包括美欧等来自五湖四海的海外投资。实际上,同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相比,(中日)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进展却难令人满意。日本在对华直接投资和高技术转让上始终犹像不前,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欧,也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水平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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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逐渐成为带动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一角色主要由两个机制所促成:一是东亚地区存在的华商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对中国引进外资,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在中国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0%以上的外资为华商(含港澳地区)投资,70%以上的外资企业为华商投资企业。华商网络的优势在于它是“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天然孔道”。在公司层面,该网络有助于大大降低海外华人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加强海外华人企业间资金、信息、业务上的联合;在区域层面,华商网络则是促进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贸联系的粘合剂。

目前,华商网络很大程度上已内嵌于下述区域生产网络。

第二个机制即为以中国为中心,嵌入于全球经济循环机制的区域生产网络。这一基于比较优势而织成的生产网络将东亚各经济体连接在一起,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东亚其他经济体亦从中获益匪浅。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劲增长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到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外资充分利用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比较优势,从中国周边进口所需的零部件、中间品、原材料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产品生产因此被细分为多个环节,并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

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技术垂直和层级转移 的“雁行模式”,这种发展方式创造了一种“平行发展”模式。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产品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失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问题,而是一个网络状的多边问题。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70%集中在东亚地区。东亚各国是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最大伙伴,投资中国的外商85%来自东亚,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将更为巨大、直接而深远。事实也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然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一,这一生产网络的创立和维系高度依赖区域外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故经济发展受域外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一点即便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后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大加强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亦使上述局面有所改观,内生经济变量正逐步成为东亚地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本身也高度依赖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部市场。欧美市场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靠量化宽松刺激下的经济反弹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欧美经济步入正常增长轨道,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走到尽头。

其二,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活力和张力,进而影响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下滑一方面导致需求不振,进出口双向锐减,对依赖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链条的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滑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对那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不仅意味着财政税收锐减,债务负担上升,而且影响本国就业,造成社会政治危机。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重工业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新的增长方式尽管不会马上对传统的主要服务于加工贸易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产生挤压效应,但这一区域生产网络必然面临国家间产业布局、价值链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压力,进而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

此外,预期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将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

其三,美国主导的“两洋战略”将极大地冲击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为了打造新时代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美国正大力推行“两洋战略”,即在太平洋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及在大西洋推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尽管这两个协定的最终签署尚面临阻力,但它们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有以下方面。

(一)对两大协定之外的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体而言,由于贸易转移的效应,在产业链的低端,这些国家和地区将面临TPP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的贸易和外资竞争;而要打入美欧日主导的产业链高端,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更加举步维艰。整体而言,TPP和TTIP将显著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相应会明显下降。相关机构的预测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30%以上。

(二)TPP在日趋一体化的东亚经济整合中也打下了楔子。在过去20年,东亚的区域经济整合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东盟领导的,围绕东盟所开展的“10 1”合作而不断推进。在“10 1”基础上,东盟还推出了“10 3”、“10 6”,乃至其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

由于东盟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四国加入了TPP,而其他成员国要么没有申请,要么门槛太高而难以加入,TPP一方面将对东盟造成撕裂,另一方面也将褫夺东盟在东亚区域整合中的中心领导地位。

此外,无论是“10 3”还是RCEP,都将因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而受到影响,它们对“10 3”与RCEP的需求至少不是那么迫切,在相关谈判中反而可能漫天要价,增加谈判的阻力,导致亚洲区域合作难以前行。

另一条路径则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之初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藉由这一组织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由于APEC成员国所做出的承诺缺乏约束力,多年之后,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依然非常大,APEC渐被视为清谈馆。

但如果TPP付诸实施,一种可能性是导致APEC在区域合作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另一种可能性则是APEC重拾生机,在TPP的刺激下,亚太国家和地区转而以TPP为基础进行深度整合。何种可能性为大?关键取决于中美是选择战略合作还是选择战略对抗。

(三)适应贸易和投资新规则将大大增加处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企业的改革成本、调整成本和生产成本,也抬高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隐性贸易和投资壁垒。无论是TPP还是TTIP,目标均要打造所谓的高标准的“黄金准则”。

这些规则范围之广,内容之深,远超以往任何的贸易协定。以各国已签署的TPP来看,不仅有传统贸易协定通常涵盖的关税减让、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解决等内容,而且加入了卫生、环境和劳工标准、服务贸易、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自然人移动、竞争中立等新内容。即便是前者,如原产地规则等,其条款也更为严苛。

纵观其协议内容,TPP可谓充分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关切及其竞争优势,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资本的利益及弱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竞争优势的企图。这些规则本身对非TPP成员国造成很大的歧视性和排外性,但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唯有适应这些新规则。这也意味着对那些参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必将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无论这种调整是基于主动的抑或被动的反应。

故此,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双层挑战中,其在东亚经济中所发挥的领头羊作用亦存变数。如果中国的领头羊地位消失,东亚经济的持续崛起需要寻找到新的接棒者。没有这样的领头羊经济,东亚经济的集体崛起很可能半路夭折。

那么,谁有可能成为新的接棒者?或者说,成为这一角色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必要条件一为该国经济体量足够大且处于上升通道,二是该国经济需与东亚各经济体深度融合。放眼全球,大抵只有美国或者印度有这样的潜质。

美国的优势在于:其体量足够大,能够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本和商品吸纳市场。但阻碍美国的劣势在于:美国的产业重心在服务业,其所经营的制造业主要根植于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生产网络,而非追求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整合,这意味着美国难以与东亚经济进行深度的融合。

另一个可能的接棒国是印度。其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该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的确有助于印度取代中国发挥领头雁的角色,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该国是内向型经济体,其对外部贸易的依赖并不大;印度也是服务业立国,制造业相对落后,难以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体系进行恰当对接。

综上,一方面,在安全上,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大国和平相处的大环境正遭遇中美战略互信赤字以及冲破底线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力推全球经贸新规则的背景下,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领头羊经济角色也趋于减弱。如果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上述趋势没能得以逆转,安全上东亚可能陷入巴尔干化的困境,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很可能褪去,导致多数经济体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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