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废除丞相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 废除旧制度 打造皇权顶峰

2018-12-04 - 明太祖

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明朝朱元璋的故事,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看过关于朱元璋的电视剧,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朱元璋。

明王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为防止大权旁落、江山易姓,设计了种种方案,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备受瞩目的,便是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沿用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

明太祖废除丞相的原因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中书省奏请以皇太子为中书令,但朱元璋没有同意,认为当时太子年幼,学识浅,无经验,决定今后凡军国大事只要告知皇太子即可,中书令一职废而不设。中书省设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职,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明太祖废除丞相的原因

在地方上,则设立行中书省,统管一省军政事务。中书省丞相相当于古代的宰相,协助皇帝处理一切军攻大事,权力很大。丞相权重,势必会对皇权构成威胁,朱元璋的权力欲极重,他即位以后,对皇权和相权相辅而行、又相互制约的状况很不满意,内心久已蕴藏废相、提高皇权之心。

明太祖废除丞相的原因

他说:“秦代设相,是祸乱起源。宰相权重,指鹿为马。后来各代不以设相为鉴戎,相沿设置,往往带来祸患,原因就在宰相擅专威福。”为此,他逐步推行他的集权计划,削弱相权,直至废相铲除了心腹之患,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明太祖废除丞相的原因

他审时度势,暗中静观,在心中酝酿着解决的方案,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的措施并非一步到位在废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对丞相之位的人选进行了几番调整。

在明初,淮西勋贵与非淮西大臣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淮西勋贵都是早就追随朱元璋的旧将,朱元璋对他们比较倚重。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所封六公均为准西人,二十八侯绝大多数也是淮西人。李善长是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投奔朱元璋后,直在朱元璋身边尽心辅佐,被比拟为汉之萧何,位列功臣之首。

中书省成立后,他与徐达分别被任命为左、右丞相,由于徐达常年领兵在外,平章政事又虚位未设,中书省大权实由李善长独揽。朱元璋虽倚重淮西集团,可又不希望他们权力过大,以致动摇自已的地位,于是便想到在中书省培植其他地方的人才,杨宪就是其中之一。

杨宪原是山西阳曲人,他博古通今,办事干练,很受朱元璋器重,被任为负责监视将帅臣僚的检校。开国之后,杨宪出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二年(1369年)升为右丞相,次年又升为左丞相,协助李善长的工作。

杨宪十分妒忌李善长的地位,一心想扳倒他,好取而代之,便向朱元璋吹耳边风,说他“非相才”,朱元璋内心虽赞同,但因为李善长是准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要动他,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便对杨宪不加理睬,在这其中还有个小故事。

据载,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召见与李善长矛盾很深的刘伯温,谈话间对李善长有所指责,暗示自己有换相的打算。刘伯温不计个人恩怨,从大局着眼,指出李善长虽才干有限,心地狭窄,可他是开国元勋,又能协调诸将,的确是个宰辅之才,换掉他既不合理,也无益处朱元璋见刘伯温如此不论个人恩怨,便有意立他为相,刘伯温坚决推辞说:“易相之事,就好比更换大厦的梁柱,必得大木方可。

如把小木条捆在一起代替,大厦就会倾覆。”朱元璋见刘伯温态度诚恳,只得把此事暂且放下。

在杨宪升为左丞相之前,担任左丞相一职的是汪广洋。汪广洋也是杨宪打击排挤的对象,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汪广洋早知道杨宪的恶名,便处处忍让,时时提防,但杨宪还是不肯放过他。杨宪指使御史刘炳等人弹劾汪广洋事母不孝,朱元璋一向提倡孝道,立即将汪广洋革职,让他回高邮奉母思过。

杨宪还不满足,让刘炳再次弹劾汪广洋,以绝其复出之路,朱元璋命将汪广洋谪徙海南。刘炳屡次弹劾汪广洋,朱元璋心下不禁生疑,便突然逮捕了刘炳,于是勾连到杨宪,李善长趁机全面揭发了杨宪种种不法情状。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杨宪与刘炳一同被处死。

汪广洋在杨宪事件后,即被召回京城复职,封为忠勤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朱元璋撤下李善长,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原参知政事胡惟庸为左丞相,总理军国重事。李善长的下台,消除了朱元璋心中的一大隐忧,也是朱元璋为废相迈出的第一步。

朱元璋以胡惟庸为左丞的同时,又以汪广洋为右丞,目的是为了实现相互牵制的目的,因为刘伯温早冇警告:“让胡惟庸做宰相,就像用生猛的牛驾辕,恐怕要蹦跳脱辕,把车弄翻。”但汪广洋是个只求明哲保身的人,他将权力交给胡惟庸,自己“无所建白”,成了一个尸位素餐之人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废汪广洋,倚重胡惟庸胡惟庯,定远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旧人。

占领集庆,由元帅府宣使转宁国县主簿,升知县,迁吉安府通判,擢湖广按察司佥事。这时,他利用同乡关系,攀结上了李善长,于吴元年(1367年)被推荐为太常寺少卿,进太常寺卿。这一时期,是胡惟庸的发展阶段。洪武三年(1370年)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为李善长心腹。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罢相,汪广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广洋右丞职务,两人掌管中书省的大权。这一时期,是胡惟庸的发迹阶段。而他的权力鼎盛时期是在三年以后,也就是洪武六年。

这一年,汪广洋左迁广东参政,惟通补右孤相,很快升任左系相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后,右丞相之位一直空缺。然而国家刚刚成立,凡事众多,头绪纷乱,而天下的每一件事总不能统统由皇帝亲自来定夺,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还得由承上启下的右丞相来操心。朱元璋想在文武百官中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却未能如愿,于是造成“久置右丞相而不设”的局面。

正当朱元璋在人事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在强力部门中书省,胡惟庸已把所有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其程度到了“水泼不进”的地步。他两眼死死盯住中书省的第一把交椅。

胡惟庸对权力的觊觎,朱元璋如此聪明之人,再加上身边众多的耳目,不会无所察觉。但一方面胡惟庸是淮西人,与自己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胡惟庸是个人才,不然,他不会把中书省治理得连水都泼不进去。很有可能,朱元璋看准的正是这一点,“帝以惟庸为才”,所以“宠任之”。再加上他又是自己的亲信李善长的亲戚,要动他,还得三思而后行。

胡惟庸的才干和效率让朱元璋省去了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咄嗟立办,因而他博得了朱元璋的倚重和宠信。然而胡惟庸是有相才无相气,又足以坏人大事之人。他热衷权势,“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是他坚守的信条。

后来朱元璋因思念被贬的汪广洋,又将他调回任右丞相。胡惟庸虽降为左丞相,但名降实不降,依旧大权独揽,汪广洋只是个摆设而已。

胡惟庸任职期间,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生杀黜陟之权。传闻,当时朝廷上下、生死人命、升降官职等大事,他从不向朱元璋报告,就自作主张。臣下上书的奏折,他自己“必先取阅”,如果不牵连自己,或自己集团的事,就递给朱元璋,反之,有“害己者”一字一词的报告,则立刻辄匿不以闻”,要么烧毁,要么私自篡改后再递给朱元璋,回过头再对付“害之者”。

胡惟庸权倾朝野,自然引得许多想求官想升官的,落职后想复职的朝野文武,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各种金帛、名马、古玩的贿赂不计其数。起初,他还假意推辞。后来,他不仅不推辞,照数收下,而且对那些送得少的人提的要求,一概不予满足。

对胡惟庸的专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觉,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升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同时任命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以图牵制。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他又明确告诫:“胡元之世,中书专政,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乱,深可为戒。”因此命礼部规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关白(以副本通报)中书省。

同年,又发生了钱苏事件。钱苏是常熟的一个儒士,因上书天子未先拜宰相,受到胡惟庯的嫉恨。朱元璋让胡惟庸给钱苏在中书省谋一个职位,胡惟庸却打发他到南京后湖荒僻之地看守档案。朱元璋从中看出丞相对钱苏的不满,钱苏才高八斗,看守档案实在屈人,便欲直接给他安排职位,钱苏称病,朱元璋便让他回家养病,并告诉他在经过沿途所在州县时,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员传皇帝的旨意:“皇帝敕尔善辟田里。

养老恤孤,无忌军旅。简在帝心,钦哉勿替。”钱苏拜谢而出,一路风光地回到家乡。

然而胡惟庸还在自顾自地越走越远,一个阴阳先生说他家祖上三世的坟上,皆夜有火光烛天,后人必定非同凡响。胡惟庸信以为真,继而产生了以政变手段谋害朱元璋,自己当皇帝的念头。

他暗中纠集了一批干将,派人到沿海招倭寇,让蒙古人封渍当元朝的皇帝,作为外应。此时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还真会干出谋反的事来。原来,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马飞奔,前面突然受阻,马立而起,将这位胡少爷掀了下来。

恰巧这时,面前有辆车驶过,胡少爷就做了轮下之鬼。胡惟庸闻讯,不由分说将车夫打死。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这使他对胡家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于是下定决心,要除掉胡惟庸这个后患。

他把胡惟庸叫到宫中,软禁起来,并说要杀了他,给那车夫偿命。胡惟庸以为单单因为车夫的事,就“请以金帛给那车夫家”,请求朱元璋留他一命。朱元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竞答应了,并放胡惟庸回家去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又发生了占城国使臣入贡事件。占城国使臣阳须文旦向明王朝进贡,中书省未按时奏报,朱元璋知道后大怒:“朕居中国,抚四夷,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泛然若罔闻。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就应当如此吗?”言语之间把责任推给了礼部,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都下了狱。这就是震惊朝野的胡案。

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借胡惟庸毒死刘伯温一事给汪广洋套上一个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贬谪海南。汪广洋离京之后,朱元璋又改变主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将他处死。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御史中丞徐节在狱中被诱逼揭发胡惟庸谋反。

正月初六处死胡惟庸等人,胡惟庸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他倒也罪有应得,然而胡惟庸的死并不意味着这场斗争宣告结束。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翌日便向群臣宣布:革去中书省,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废止了代皇帝行使权力的丞相制度,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对中书省和丞相负责,改为直接对皇帝负责。

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使权力分散,避免了军权过于集中在武人手中,便利了皇帝的控制。加上都察院(由御史台改)的监督,就构成了中央府、部、院三个互相制衡又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支柱。

洪武二十八年又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这里所说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过去的朝廷有本质上的区别。自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从此,他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

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总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至此皇帝的权力之大几齐于过去的秦始皇,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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