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言文】韩非子·难一译文

2020-07-05 - 韩非子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

韩非子文言文

”文公说:“好。

”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韩非子文言文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

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

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

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

”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

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

’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

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

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

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

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

’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

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

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

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

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

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

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

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

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

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

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

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

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

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

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

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

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

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

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

”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

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

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

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

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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