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
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饥荒期仍享有特供物品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就已经相当严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之后他写的《莫斯科日记》见证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腐败:“特权阶层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
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而且,怎么能不利用影响呢?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人又有多少?有谁会把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这太‘合乎人性’了!”
作为一位远道来访的外国作家,而且是短期访苏的外国作家,罗曼·罗兰自然不了解“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而经常到苏联领导人家里去玩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则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见证并描述了“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器皿和贵重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 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
豪华的别墅惊呆叶利钦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在自传中说:“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
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特权阶层不仅享受豪华、宽敞、舒适的别墅和特供物品,而且还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叶利钦在其自传中叙述道:“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化的。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致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
苏联特权阶层还享受特殊的警卫服务,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特殊警卫服务仍然存在。叶利钦在其自传中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
”“政府的‘吉尔’车尚未来得及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经得到了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驰。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
1991年“8·19”事件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随后,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下令没收苏共财产。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
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联体,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
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