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帝国与波斯帝国】大秦帝国和波斯帝国谁更强?

2020-03-26 - 波斯帝国

来到作为旅游胜地的波斯皇宫遗址,人们除了想象它往日的雄伟、辉煌之外,谁能说出这个2400年前的古老帝国还留下了一些什么?

实际上,那个被亚历山大大帝捣毁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大陆的“世界帝国”。

安息帝国与波斯帝国

以今日伊朗为中心,横跨印度河谷、中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爱琴海沿岸面积将近700万平方公里(远大于秦朝的面积),人口约2000多万,具有(严格说是从原先统治波斯的米底人那里继承了)世界上第一个一神论宗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耶路撒冷三大宗教之先声,中国又称“拜火教”),运行着世界上第一个驿道、邮政和情报传递系统,建立了地方自治与中央划分行省、派遣总督相结合的政权体制;行省纳税,中央操办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的财政体制,以及中央政府大体尊重各民族宗教、语言,与地方贵族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政策。

安息帝国与波斯帝国

相比之下,彼时的中国还处在春秋乱世。之前的西周,已然崩溃,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集中的税收财政制度;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奖励层出不穷的立功者,是不可持续的。

虽在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之下,秦国军队可以打遍中原无敌手,但至少是从地理上,还是比不上波斯把军队开到距首都2000多公里以外去征服埃及,以及到4000公里以外(超过北京到伊犁)去跟希腊人同时进行陆、海作战的纪录。

历史上每一个庞然大物,它曾经的雄伟屹立以及黯然倒下,都不应视为毫无意义。

同样道理,每一个看似并不那么伟大的存在,它的百折不挠,或百死后生,也都不应视为仅仅偶然。

除了军事地理、地缘政治上的不可比性之外,从组织上说,尤其对于经营大范围、多民族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来说,波斯的失败应该是有深刻教训的。

从统治效率上看,波斯是具有一定的行政效率的——它的军队可以开得足够远,财富也可调集相当的多。从文化上看,波斯有着拜火教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能与各地贵族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相互以礼相待,尊崇各自的神祗。

这样一种制度,可谓要武有武、要文有文。然而它还是出了问题。

它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经捣毁,难以整合。

它的更要害的问题,是似乎缺少一种内部生成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在它几次战败之后,亚氏入侵之初,犯了一系列错误之时,人们并未见到这种力量发挥作用。

波斯的脆弱,在希腊的衬托下,反差显得格外强烈。作为“小国寡民”的联合体,希腊人在雅典带头下对波斯的反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全民抗战。(性质与亚氏东征不一样,亚氏东征应纯属帝国角逐。)

但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麾下人马虽英勇善战但数量上绝不占优势(仅区区5万),波斯帝国却只有各地贵族不战而降的记录,而没有希腊那种联合行动、集体抗战的事例。

这种差别,西方人一律说成是“民主”与“专制”使然。但这样说,过于简单化。

与中国的情况相比,从西周解体到秦国崛起,再到继往开来、规模更大的汉朝,中国一直从内部激发着重新发展组织、聚合社会、应对危机、构建制度的力量。贯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各国变法,以及秦末汉初的民众起义、国策调整等等,都是那种内部动力的不同表现。

在波斯帝国历史上,与世界上一切王朝一样,宫廷倾轧,权力争夺的事例不少。然而似乎却缺少来自内部的不满现状、告警危机和顺应变化的势力。它缺少像汉初时的张良、陈平、陆贾、娄敬,以及后来的贾谊、司马迁等人那样,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课的人。

最大的三次波希战争中,波斯帝国总是改不了欲望高于计划,阵容优于操作的形象:

前492年水陆并进对希作战,海军在途径亚陀斯海角(Mount Athos,即东正教圣山阿索斯山,今希腊境内一特殊的神权自治共和国)时陷入风暴,几乎全军葬身鱼腹,损失了300艘战舰;陆军继续推进(既然这样,水陆并进又有何意义?),至色雷斯遭遇抵抗,提前撤军。

前490年的对希作战,兴兵10万,决战马拉松。对手雅典只有1万多名“重装兵”和1千多名援军。但重装兵全身铠甲,擅长密集队形作战;波斯步兵并无甲胄,只有藤盾,惯于散兵作战。

雅典得胜的另一重要原因,据说是指挥官对波斯军队了解甚多,知己知彼,且奇正兼用,正面佯攻,断敌两翼,取得了战役胜利,并在得胜回军途中阻止了另一支波斯军队对雅典的偷袭。

前480年,波斯由100个民族组成30万大军,外加1200艘战舰,发动第三次波希战争。至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时,希腊联军只有陆军11万,战舰400艘。但希腊舰队发挥其船小灵活的特点,在狭窄海湾运转自如,以接舷战和撞击战反复突击波斯舰队,迫使波斯败退。

随后,在普拉塔亚战役(Battle of Plataea)中,波斯的陆上军力再次被希腊重装兵击溃。

以上每次失败,都给人留下颇多技术上的疑问,都让人感到是强势出战,仓皇收兵。

期间,据说也有提忠告、献策略的人,但都没有得到响应;波斯君主对他们的态度,大致就像楚霸王项羽对待自己的老师范增那样,听一耳朵,但不理会。

从第三次波希战争结束到亚历山大东征开始之间的近一个半世纪里,波斯更没有留下上层辩论,改革图变的记录。

由此人们可想到,一种封闭的贵族政治,如果在它的圈子外围没有一个抱有天下情怀且掌握管理知识的精英阶层——如果统治者没有这样的合作伙伴,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帝国要想不犯错误、不自我颠覆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直到现代,在很多国家,都做不到在它的权力中心周围构建起,并经营好,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与它合作并为它补充能量的外沿。

如果缺少那种内部介于核心与基层之间,但又不仅仅扮演行政附庸角色的中间机制,任何体制,无论叫什么名字,都难免会是脆弱的。

受文革时流行历史观的影响,中国人自己往往瞧不上那种内部动力,以为全都不够彻底,不算决裂,不是革命;其结果,只不过是旧体制的了无新意的循环。

但从另一角度看,难道不正是这种看似沉闷的循环,才保证了中国文化历经朝代更迭、外族入侵也从不中断的传承与发展吗?波斯文明几次辉煌,又几次被切断,从宗教到文字都未能得以传承,难道是更精彩的选择么?

由此人们也可联想到,一个组织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它表面上多么强大、多么富有,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调整自己的能力,比如危难时的坚忍不拔,落后时的迎头赶上,吃亏是低头思过,和平时的居安思危。要做到这一点,无论任何制度,都必须把一个社会里勤于思想、善于创新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他们中间汲取自新的动力。

强秦兼并六国的前夜,荀子入秦考察,归来后,虽承认秦国统治有效,但不认为它是自己心仪的地方,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没有儒。

他所说的儒,不仅仅是指社会上的教书先生、文艺青年,而更重要的,是指那种有能力做“王者师”的人。

也正是因为没有儒,秦朝在一两个佞臣国贼的祸害下,迅速丧尽元气。而汉朝,在它的兴起之初,却聚集了三教九流的各路才俊。后来中国每一次自新的成功都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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