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率计算方式 40年城市化率提高40% 中国城市奇迹从何而来?

2018-12-04 - 城市化率

为了在大雪天回家过年,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和讨债的农民工从飞机换到了火车,从火车换到巴士,迫不得已还从巴士爬上拖拉机。笑料百出的“囧”事背后,是成千上万漂泊在大城市里的人共同经历过的心酸。

城市化率计算方式

网络资料图

那一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9%,前所未有地逼近50%大关。亿万人从乡村来到大城市,其中不少已经安家落户成了“城里人”,但每逢春节,仍然要通过长途跋涉归乡与父母长辈团聚。这一小成本电影作为当年的“票房黑马”,意外成为这一历史背景的最好注脚。

城市化率计算方式

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城市化率仅为17.9%。而在40年之后的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8.5%,有望在年内突破60%。

“中国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化提高的奇迹。”在6月2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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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经济奇迹究竟从何而来,能否持续下去,也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

城市即财富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指出,从1978年到2018年,6.4亿人从农村到了城市。其中,1995年以后,每年都在2000万以上,最高的年份出现在召开上海世博会的2010年,这一年中国人有2500万从农村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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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节点,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不久。随着人口、资本流动的障碍逐渐破除,中国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席卷了各大城市。

彼时,对乡土感情深厚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劳动力的流动。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的就是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故事。而2000年春节晚会上脍炙人口的小品《钟点工》,反映的也是一位被儿子接进城的老人离开乡土后颇感落寞的心情,“一进城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这样的遭遇颇有代表性。据吴志强观察,过去40年间,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1978年城市GDP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36%,如今,这一数据已变成了80%,提升了44%。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相比人的城市化比例,经济的城市化率要高近20%,差距最大的年份出现在2003年,这一比例是28%。

毫无疑问,城市作为经济高增长的载体,已经成了财富的聚集区,成了年轻人追逐淘金的胜地。他们先富起来后,还会将亲人从农村接到城里“享福”。而“乡土是中国人的根”这样的表述,渐渐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寻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有8亿农民的国家,而到2018年,中国有8亿城市人,这就是40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库兹涅茨过程”

在蔡昉看来,中国城市化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过程,其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

按照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一、二、三产业之间,还有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

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符合了这一原则。从城市化初期开始,第一产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贡献率逐年下降,从改革初期大约16%的贡献,下降到7%,之后进一步下降。相应的二产、三产等非农产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显著提高。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也在一、二、三产业之间,沿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去重新配置。

而在制度层面,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枷锁已经被一点点松动。最初是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生死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产量的迅速提高,到1983年就已经产生了产能过剩,即“卖粮难”的问题。它带来了“退出”的可能性,即从体制上退出人民公社,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要素,可以向外流动。

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创造了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邓小平提出市场和计划,强调市场只是一种发展的方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1992年之后,各种各样相应的指标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沿海地区、非公有经济、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区域内进行大规模转移。

最后也是最难的是清除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在过去这些年中,除了户籍制度外,和它配合的粮票制度、票券制度都已经被废除,工作岗位“大锅饭”打破了,农民可以在城市居住和找工作,户籍制度本身身份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蔡昉将“退出”、“流动”和“进入”总结为中国城市化和改革开放的特征化事实,他认为,今天中国面临人口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这三种机制也应随之变化。

超大城市退潮

在不少专家眼中,过去城市化的发展经验,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应该有新的调整和变化。

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眼中,在过去这40年当中,城市化更多的是工业总量、城市工业经济的增长,以及土地的城市化和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以城市建设为核心,采用市场的手段。但这个市场机制如果过度的话也有问题,城市一定要扩展,要拿土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它的结果就是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结果造成政府被开发商绑架。

北京首都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李国平对此也表示,4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著上升,但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大城市的集中和快速增长。原来城市的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的增长,但是大城市越控越多、越控越大,改变不了。

他认为,应该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多中心发展,整个都市圈里有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最后形成网络化城市,共同应对城市在集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初期阶段就是第一次的集聚,单中心的聚集,多中心的发展,最后是个高水平的集聚。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主席徐匡迪也建议不再搞特大城市,新型城镇化应探索建设城市群、城市带、都市连绵区。同时他认为,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要传承历史文化,保持地域特色,形成适合不同的地貌,形成风格迥异的村镇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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