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抗议延长退休年龄而不断升级的罢工事件,正演变为一场欧洲社会危机:从法国、德国、西班牙,到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罢工像流行病一样在欧盟国家蔓延,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却是欧洲高福利社会和养老模式的种种困境。对于正遭遇“未富先老”瓶颈的中国,这有相当的警示意义。
老龄化,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 “中间大,两头小” 这样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据估算,“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问题。
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老龄化矛盾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 “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本世纪后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长期高达80%以上。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意义更加深远。因为这不仅仅涉及中国人口自身的发展演变问题,还涉及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优势引擎,将人口负债变成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来调整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发达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而这恰恰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