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一直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之一。日前,“固定资产投资超45万亿”的话题,再次引发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有媒体报道,根据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20多个已公布目标增速的省份,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累计超过40万亿元,加上尚未公布固定资产增长目标地方,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预计不会少于45万亿元。
有些人将此次的“45万亿”,与2008年的“4万亿”相提并论,这是明显地混淆了概念,而且没有看到二者投资结构的差异,但是,“新一轮投资大爆发”的猜测和想象仍不绝于耳。
有媒体澄清,与最近多年一直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比,45万亿元或50万亿元其实并不离谱。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将对当下的稳增长产生什么影响?高强度的投资拉动之下,政府债务风险、民间投资参与PPP等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本报特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发表看法。
投资有助稳增长 边际效益降低
记者:今年全国各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将不少于45万亿元。有的还说,45万亿元不算什么,60万亿元都有可能。您认为这个投资规模离谱吗?过去几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一直保持在50万亿元以上。近些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高,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预计今年及接下来几年,固定资产投资会有什么变化?
叶檀: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远超过45万亿元。中国固投基数很高,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56万亿元,2016年是59万亿元,只要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较低的2016年的8%,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将轻松超过60万亿元。并且,2013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年都超过20%。
袁钢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内当然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不少地方的政府投资都是以银行贷款为支撑的,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多资金来自于银行。
也就是说,实际上,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负债,这是有潜在风险的。负债之后,如果缺乏资金回流,缺少投资收益,或者没有新的贷款补进,潜在风险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看看东北三省,现在经济处于负增长,这不能不说和前些年当地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有关系。
马晓河:我认为,45万亿元,这个数字,可谓上不上、下不下。媒体对此的报道,可能也不太科学,存在断章取义、哗众取宠,把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含混。2016年底,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59.
6万亿元,与此相比,2017年的目标所谓45万亿元,是个什么概念?难道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相较去年还要降低了?科学推算是,以2016年59.6万亿元为基数,如果增长8%计算,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大概在64万亿元才对。
记者: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影响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投资在稳增长中的“稳定器”的作用持续性如何?
袁钢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然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要清楚,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比较低的地区有意义。在全社会投资都低迷,民间也不愿意投资的时候,政府投资是有必要的。美国历史上,发生经济危机,老百姓不消费,企业也不投资,银行的钱没人用,这时候,美国政府就拿银行的钱进行投资,以此拉动经济复苏。
相反,对于投资规模已经很高,而消费相对不足的地区,仍然过分倚重投资拉动,是不现实的。在投资很高、负债很高的情况下,再扩大投资就会有问题,造成投资率过高。投资和消费的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新增的比重高了,投资的新增效益相对低。
投资率越高,投资存量越高,投资的新增效益就会越低,投资基数很高,其新增加的边际效益变小。在投资规模很大、投资率很高的情况下,大规模投资的边际效益肯定是越来越低。
叶檀: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稳定经济增长,但要防范亏损与高负债。投资并不一定带来通胀,无效的投资才会带来通胀。以机场建设为例,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新建以及续建74个机场,建成机场超过50个,到2020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将由2015年的207个发展到260个以上。
有数据称,全国190多家机场亏损比例高达70%~80%,亏损面巨大,仅有大约50家机场盈利,支线机场建得越多,亏损越大。我们国家经济集中在漠河、腾冲以东,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部,高速轨交已经足够,很难想像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嘉兴这些城市布满铁路。
房地产投资下降 基建投资周期较长
记者: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除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大头是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各地基础设施所占比例高不高?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房地产投资下滑已是大势所趋,那么,投资周期更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对冲或替代房地产投资下滑?
马晓河:基础设施投资分这几块:一块是政府预算内投资;一块是调动社会投资,比如PPP项目投资;再有一块是,政府没有引导的,社会自行投资的基础设施,比如村集体、企业投资的基础设施,这一块不太好计算。
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比价低的,其中政府投资的比例也并不高。当然,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要高一些,而且这两年上升比较快,但具体是多少,不太好计算。而且,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稍微有点高,但也不太高。
袁钢明:我个人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试图用基础设施投资代替房地产投资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周转比较快,基本三年周期,资金就可以回收,虽然也伴随风险和泡沫。相比较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很长,可能投资后20年都无法回收,周转性比较差,回报比较慢。试图用长投资代替短投资,可能会带来资金循环、投资结构等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后,如果是采用银行贷款的途径,其实就是占用了资金,资金短期回收不了。某种角度讲,这会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形成挤压,这对整体投资结构带来影响。如果投资占用的是贷款,那么,这些中长期贷款,就是用掉了未来的钱。
需防范债务风险 PPP项目有待发力
记者: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大幅增长,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如何化解?对地方政府债务有什么潜在影响?进而对通胀水平有什么影响?
马晓河:现在,国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地方政府不能随意举债,要根据自身财力偿还能力、经济发展进行举债。另外,现在实行债务置换,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年债务置换达5万多亿元,今年还将继续。
袁钢明:我反对过分通过贷款投资、政府负债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这种方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规模扩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规模越大,以后再扩大规模就越困难。在有的城市,政府投资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贷款,未来这些贷款怎么还?有没有新的贷款接续?一些地方高投资高增长,未来面临的潜在风险,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预防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好的后果。
叶檀:无论是公司接单还是PPP模式,实际上大型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必定上升。政府债务约为GDP的68%,家庭债务约为GDP的45%,企业债务约为GDP的164%。
尤其投资量增加,意味着信贷增长,债务规模或将进一步上升,预计2年内超过GDP的300%。债务上升表现在两方面,明面上是贷款数量上升,或者是地下通道。基建自筹资金越来越多恐怕不是债务情况好转,大概是资金绕道走的结果。
中金固收团队的研报显示,近期非标融资绝对值及占比快速上升,过去一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净增加3.36万亿元;且微观调研反映近期非标项目仍较多,所以,央行稍微收紧货币,短期同业拆息利率就随之上升。债务上升,但债务不会崩盘,原因在于货币购买力下降。
记者:经过两年准备期,PPP正陆续进入落地“高频期”,这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产生明显利好吗?也有报道称,从目前中西部PPP项目尤其是大型基建项目的执行情况来看,参与方以地方国企和央企为主,民资参与率较低。PPP如何提振民间投资参与热情?
袁钢明:民间投资参与PPP项目,首先肯定要追求投资回报,比如,最好是有保证的固定股权等回报,这在根本上决定民间资本参与PPP的热情。另外,如果民间资本能用自有资金参与PPP项目,当然是很受欢迎的,相反,如果民间资本参与投资PPP的钱是来自于银行贷款,那可能就不受待见,毕竟,PPP就是要吸引民间资金,来弥补政府资金的缺乏。
但是,又有多少投资不是靠贷款的?而银行并不太愿意向民企贷款,最终局面是,很多参与PPP的企业是国企。所以,政策建议就是,要公平合理地让民间投资在PPP项目获得收益,确保其投资回报权,以此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
马晓河: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热情,是一个综合的问题。首先,要保障民营资本的财产权,保证它们的信心。其次,PPP项目要有吸引力,一些项目很难赚钱,民间资本怎么会参与呢?要给民营资本让利,让它们看到投资的收益和回报。再次,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行政审批等要进一步简化,行政收费要考虑进一步降低,同时帮助民企解决实际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