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城市人口】陆铭:城市人口密度降低20%会发生什么 | 观点

2020-08-11 - 城市人口

疫情之后,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受到质疑。

在6月28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NO.3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指出,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疫情传播中产生影响的是群聚意义上的密度,而不是城市的平均密度。”陆铭说,发生疫情以后,把群聚意义上的密度和社交距离阻断,就可以起到隔离作用。

2020中国城市人口

“而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仍会对经济活动有利,大型城市可以在疫情防控期间快速地开展大量核酸检测,也是城市人口密度在发生规模经济的效应。”

论坛上,陆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真的相信城市人口平均密度是和疫情有关系的,把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降低20%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2020中国城市人口

在他看来,“疫情的传播不会发生什么太大变化的。”如果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下降了20%,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高度聚集于中心城区

实际上,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陆铭的一贯主张,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使得市场扩大且更加多样化,同样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得到提高。

2020中国城市人口

就服务业而言,陆铭近来的一项研究表明,人口密度与三产GDP占比、三产就业占比均呈正相关。论坛上,他提前展示了部分研究成果,分析人口密度如何影响着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消费与服务业发展。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9%,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有什么关系?

在国际视野中,研究发现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明显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比重越高。

从城市之间来对比。如下图所示,无论把城市分为两组:非大城市和大城市,还是把城市分为三组:特大城市、大城市、非大城市,结果都显示出,越大规模的城市,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尤其是特大城市。

从城市内部而言。以上海为例,白天人口高度集中在市中心;晚上则开始往市中心外围居住地扩散。借助大众点评大数据,考量餐饮服务在全市的分布,可以看到餐馆分布是高度集中于上海内环以内。

而从质量维度来看,以下图大众点评餐馆好评数作为参数,会发现高质量服务业同样集中在绿色内环以内。再看餐馆的多样性,这表示餐馆所属菜系的丰富程度,而这一项仍是高度集中在外环以内,尤其是内环以内。

“这验证了前面的一个问题,以餐馆为代表的服务业数量、品质、多样性都与人口密度有关系。”陆铭表示,研究中还补充了公共服务的维度,以学校和医院的分布来看,也都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尤其是医院服务。

从生产方面,借助城市数据团提供的数据,2000-2008年两轮经济普查期间,新增生产性服务业、新增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营收比都显示出了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的特点。

“服务业有两大特性,第一,绝大多数服务业是不可运输的;第二,绝大多数服务业是不可储藏的。”陆铭指出,由于消费集中在中心城区,服务业的生产活动也相应地集中在市中心,所以不管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集中在市中心。

低密度抑制服务业发展

如果把中国服务业放到世界去做比较,并通过技术将下图其他国家“拉到”可比的人均GDP阶段上,陆铭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服务业的GDP就业占比和GDP占比都低于其他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早期,我们和其他国家还没什么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我们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与和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偏离(其他国家服务业随着经济提升而占比提高)。”陆铭说,这被称之为“受抑制”的服务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陆铭看来,过去的三个方面的政策对此有所影响。

第一,人口流动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阻碍了人们进入大城市,而大城市恰恰是服务业高的地方。

第二,有一些政策引导人口流向人口密度更低的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边缘地区。对于大城市而言,是希望人口不集中在中心城区。

第三,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导致中国整个城市人口密度快速下降。

“这三个政策都是让人口分布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分布,根据前面所讲的推断,它应该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陆铭表示。在他收集的数据中,2000-2015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下降了一半。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内部的人还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当一个人是‘外地人’时,其实他会减少自己的消费。”陆铭说,我们曾做了一个研究,在其他所有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等)都已经被控制的情况下,一个外地人如果没有本地的户籍,他会比其他人的消费偏低16%-20%,能省就省了。

这同样会引起连锁反应——他削减的是所居住城市的消费需求,一旦所居住城市的需求减少以后,自然会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利。而在当地从事服务业的许多人其实正是本地人,外地人削减的消费进而也会影响到本地人的收入,实际是双输的局面。

“今天我们城市常住人口里接近20%的人口没有当地户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陆铭说。

减少行政力量干预

上述三方面因素可能对城市服务业产生多大的影响?

陆铭假设了三个条件,进行简单的测算。

第一个假设:因为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上一些国家同发展阶段低了10个百分点,假如10个百分点差距被抹平了,更多的人会进到城市里;

第二个假设:假如中国没有户籍制度,所有外地人都和本地城镇人口消费行为是一样的;

第三个假设:中国的土地供应速度不像过去那样快,假如之前土地供应增长速度下降一半,城市人口密度会更加高一些。

“按三个假设来测算,中国服务业的占比可以增加3%-5%。”陆铭强调,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占比较世界低出的10个百分点中,有30%-50%的“抑制”是人口从高密度地方转移到低密度地方所导致的,也和此前所讲的户籍制约服务业消费有关。

因此,陆铭反复提到,人口向大城市(特别是高密度城市)集中,有人性的基础、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服务业占比逐渐提高也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

“把人口空间分布从高密度地方引到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郊区部分,就会使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陆铭说,这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消费的提振都是不利的。

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1.我们要减少用行政力量干预人口空间分布,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是由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来驱动的;

2.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要加快城市移民的融入,尤其是高密度的大城市;

3.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该放缓,尤其是在低密度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人口流出城市,甚至应该随着人口流出做缩减型规划,防止人口密度过低对未来城市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文中图片均来自陆铭报告《中国消费城市和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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