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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中，丹麦孩子还存在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与电子产品尤其是社交媒体直接相关。在这方面女孩子尤其表现明显。数字媒体会引发孩子们的社交攀比，比如当一个孩子在Facebook上发了个帖子时，他会为自己能否得到足够多的点赞而焦虑。此外，家长在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方面也做得不够，他们并不了解社交媒体背后的运作。孩子们在幼儿园时就能通过iPad进行学习，但是我们也需要随时应对电子产品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单看这两个女孩的学历、背景、生活态度，其实很有代表性。她们毕业于不错的大学，家庭既非“高门大户”，亦未给她们带来什么额外负担；她们和无数同龄大学毕业生一样，努力找工作、努力考研，并没有十分特立独行。这些特征都传递着一个信号：她们本质上只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这种“普通”让她们很容易激起同龄人的共鸣与自我审视，也让人思考：对普通年轻人而言，“毕业5年存款5000”到底是不是一件离谱的事？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到底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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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陈宇：会考虑。《满江红》中，原本女性出现在军营里是很不合理、很荒诞的，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这个“敢死队”中一定至少要有一个女性，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比如，瑶琴就是一个标准的巾帼英雄形象。她干掉了关键人物，事情才能往下推进，甚至张大最后说，“我也犹豫过，但瑶琴为了这个事情而死，你觉得我还能苟活下去吗？”瑶琴的精神直接影响到了张大的立场和选择。巾帼英雄在古代或许非常罕见，但我们仍然要对这种精神进行肯定、予以彰显。

北京华乐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熠明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代抢票”等，主办方也十分无奈，能做的只有把规则制定得更细致、更公平。比如针对代抢票的问题，首先提高购买的成本，售票尽量统一平台，比如说全放在大麦上抢，一个人只能抢两张，相对来说就更为公平；其次如果是非常火爆的项目，就要做到实名制，“就是你自己买自己看。虽然不能保证每张票都能卖给绝对的歌迷，被黄牛抢到了也没有办法，但能相对公平公正些，然后把规则制定得更清晰。”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干部的作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群众就举办谢师宴、杀猪宴，宴宴不断；党员干部如把餐桌的奢华程度、丰盛程度当作身价面子，水涨船高，就会对所在地区、所处行业产生负面影响。“过去村里人办红白喜事，一家比一家整得好，一家比一家剩得多，攀比似乎成了潜规则。”四川省达州市的一名村民就曾如此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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