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问题 学界关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若干争论

2018-07-16 - 俄罗斯民族

——左凤荣、刘显忠新著《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首发式暨“俄罗斯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座谈会纪要

【共识网按】:2015年12月26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左凤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刘显忠研究员合作撰写的新作《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暨“俄罗斯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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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来自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央党校、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众多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新书发布会和座谈会,并围绕“俄国的历史特点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联邦体制与解决民族问题的成绩与问题”和“俄罗斯联邦体制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俄罗斯存在的民族问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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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座谈会实录。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教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先代表我们两位作者发个言。首先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我们这本书从交给出版社到最后出版仅六七个月的时间,时间比较紧,他们做了大量工作。

俄罗斯民族问题 学界关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若干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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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做得很漂亮,出乎我们的预料,真心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所付出的努力。社科文献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出了很多好书,很多是畅销书,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这也是我们委托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原因。

俄罗斯民族问题 学界关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若干争论

祝得彬主任拿到书稿后就立即与我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并为该书尽快面世,做了大量工作。责任编辑杨慧也很细心,她又懂俄语,在编辑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很专业的问题,避免了一些笔误,十分感谢她付出的劳动。

俄罗斯民族问题 学界关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若干争论

第二要感谢李永全所长和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使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要感谢苏联东欧史学会,大家拿到的这些书是由学会提供的。感谢今天来开会各位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你们的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陈联璧老师的研究,陈老师平时很少参加会议,今天来了我们特别高兴。感谢学界的专家们,以及媒体的一些朋友,感谢大家的光临。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从封面上大家看到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的成果,这是2011年立项的社科基金项目,名称就是《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有专家建议出版此书时把名称改一下,后来我们也没找到合适的名字,就没有改。

虽然从立项到完成,我们用了三年多时间,但这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人十几年积累的结果,只用三年肯定是完不成的。成果完成后,得到了社科基金聘请的五位专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在匿名评审意见中一致给了优秀,得这个优秀确实不容易,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是对我们劳动的一种肯定。

评审专家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唯一的一本完整研究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专著,书中用了大量俄文资料,特别是一些档案资料,他们评价说这个成果深刻总结了苏联时期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还有专家认为,这个成果在广泛的文献资料搜集分析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思考,达到了目前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与国外同类成果相比也不逊色。国家社科基金的鉴定通过以后,我们又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资料,包括后面所附的文献资料,字数又增加了8万多字。

我们是用历史学方法写作的这本书,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上,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该书按历史的发展顺序分为三编十章,另加前言和结束语。第一编讲的是从十月革命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族政策、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同时回顾了沙俄时期的民族政策。

第二编讲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评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遇到的民族问题和在革新联盟体制上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以及党内分歧和民族问题激化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最后一编研究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同样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哪些新的看法和新的做法。

因为这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我负责对整个书稿的审订,第一编是由刘显忠执笔的,后两编是我写的,前言的大部分和最后的结束语也是我写的,对刘显忠执笔的部分我也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些修改。总的原则是力求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不做事后诸葛亮。

如苏联解体以后有人认为当时如果不按列宁的想法建联邦制国家,按照斯大林的想法建立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实施自治化方案,苏联可能就不会解体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当时建立联盟有当时建立联盟的历史条件,因为那时民族地区事实上都是独立的,都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但党是统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很多共和国是不接受的,所以党内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最后建立了联邦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

后来这个联盟又被绝对化了,斯大林时期又重新划分了更多的加盟共和国,同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如果后来苏联不是分了那么多加盟共和国,而是保留苏联成立时状况的话,即使联盟解体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另外,多民族国家是否解体,并不全是因为行政区划的问题,更多是国家体制问题,过分的集权导致了地方的不满。

我们更多注意的是弄清历史事实,把结论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不是简单的去判断对还是错。我很同意我们苏联学界杨春堂老师的看法,历史是人的选择,并不是这样发展就是绝对合理的,在不同时期可能都有不同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有做那样的选择,做了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有什么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有哪些经验值得吸取,有哪些教训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的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去找最新的材料,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刘显忠那部分。

关于大清洗,迁了多少人,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是怎么分布的,有多少民族,人数大概怎么样?原来我们接受的是列宁的看法,即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情况还是千差万别的,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关于苏联国家体制的建立等等,都利用了大量新资料。

我们研究的问题,从书名来看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实际上研究的不只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主要包括两大问题:一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二是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问题。

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到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到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普京,民族理论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列宁民族理论标志性的东西是关于民族自决权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面临着国家解体这种严峻事实的时候,他仍然还在强调民族自决。

奉行民族自决理论,就要承认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所以戈尔巴乔夫同意由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各共和国可以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来决定是愿意留在联盟内还是愿意独立出去,最后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都搞了全民公决,都愿意独立出去。

民族自决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解体了。现在的俄罗斯不再强调民族自决了,更多地强调国家的统一性,民族自决的权利也写到了宪法里,但是没有展开,到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构想时,就限定了这个民族自决指的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很清楚,这是列宁坚决反对的,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坚决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强调的是政治自决,各民族都有独立建立政治实体的权利。

当然这样的权利有利于摧毁沙皇俄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推翻这个体制,可是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建立了多民族国家的时候,这个理论需要改变,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改变,可是苏共一直都没有变。

苏共在理论上强调民族自决,可实际上又不给这些民族相应的权利,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导致国家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虽然苏共的民族理论一直是不变的,可政策还是有变化的,比如20年代它搞了一个干部本地化政策,这个政策符合民族自决权理论,但搞的结果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了,出现了一大堆问题,所以斯大林后来搞工业化、集体化以后,实际上放弃了干部本地化政策,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到加盟共和国任要职,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所以到赫鲁晓夫时期又大量任用本民族的干部。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惯例是本民族的干部任第一把手,但是管事的是第二把手,基本由俄罗斯族人担任。

关于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问题,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在苏联时期,从1922年建立联盟以后,苏联是个联邦制国家,但是这个联邦制跟美国的联邦制又不一样,美国的联邦制是地域性联邦制,苏联这个联邦制是以民族来划分行政区域,最后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有十四个都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

俄罗斯联邦是个例外,它本身又是个联邦。联邦里还有联邦。俄罗斯联邦也是多民族的,里面又有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区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因此,苏联的体制整个来说是比较乱的,是多重的,民族是分等级的,有的民族按照斯大林的标准可以建立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个成员,有些就不行,只能建立自治共和国,有的只能建立自治区。苏联解体表现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民族共和国纷纷独立,这个国家就解体了,就不存在了。

从国家体制上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绝对是个单一制国家,地方虽然名义上是加盟共和国,宪法上有很多的权利,但事实上,加盟共和国基本没什么权利,资源由中央支配。

全联盟按照统一计划来组织经济生活,把大工厂建到加盟共和国,迁来了很多人,利润中央拿走了,但很多问题留给了地方,环境、孩子上学、就医等等问题都留给地方了,这带来了很多问题,引起了地方的不满。这些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宽松的气氛下就显现出来了,也需要改革。

我个人觉得戈尔巴乔夫一开始改革时就应该先调整国家体制,给地方一定的权利,来共同推进改革,但是他的改革实际上用的还是老办法,特别是“加速战略”,实际上还是加强中央的权力,在中央定计划,到地方去推行,推行不了完不成计划,他再想别的办法。

到1987、1988年以后才真正想改革,对国家体制的改革则一直到1989年底不少民族地区要求独立了,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改,但真正进行实质性改革是1990年春天的事情了。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改革联盟体制,真正着手做是1991年春,开始切实制定新的联盟条约,给加盟共和国一定的权利,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当时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自己夺了很大的权力,对中央的要价越来越高,戈尔巴乔夫为了维系联盟,只能步步退让,最后搞成一个左派不满意的条约。

左倾强硬派发动了8·19政变,革新联盟的努力被搅黄了。如果没有8·19政变的话,联盟的架子可能还存在,当然实质内容会发生变化。苏联一步一步走到解体的地步,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跟国家体制有很大关系。

新俄罗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逐渐使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强调公民平等。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上,既强调统一性,也尊重多样性。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同样是多民族国家,也没有改变按民族划分行政区的办法。尽管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有很多问题,民族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因为现在世界上很难说哪个国家把民族问题彻底解决了,连英国都存在苏格兰要独立的问题,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的问题。

就目前的俄罗斯联邦而言,不存在苏联末期那样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问题。

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还很多,如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单一化问题,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族人有很多,可是车臣战争、地区局势不稳,使大量俄罗斯族人都迁走了,呈现的是民族单一化的趋势,如现在的车臣,在苏联时期车臣人在车臣共和国占70%左右,现在已经占了90%以上,民族单一化的问题影响着国家未来的稳定。

俄罗斯联邦仍然保留了民族区域自治,可是为什么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现在的俄罗斯改变了苏联时期的许多做法,如在民族认知问题上,不像苏联那样政治化,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基本上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国家不干涉,并不要求做出单一选择。

因为很多人的民族认同是多重的,不是单一的,如对于父母双方属于不同民族的子女而言,他们可以自愿做出多种选择。

有的一个家庭是由好几个民族组成的,也可以做出多种民族认同的选择。对自己民族属性的认同,是公民自己的事情,国家不再干涉。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搞过两次人口普查,都不强行让居民填写民族身份,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也没有了。

在公开场合也不能问人家是什么民族,如果问的话就有歧视的嫌疑,民族问题完全变成个人问题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强调的是公民权利平等,不管是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所有居民的公民权利是平等的。

对民族的认同更多强调的是民族文化认同,所以搞了一个民族文化自治法,叶利钦时期就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法,后来普京又不断加以完善,通过民族文化自治,保证了民族的多样性发展。

俄罗斯联邦现在还保留着按民族划分行政区的做法,现在还有民族自治区和民族共和国,但跟苏联时期不一样的是,无论是民族自治区还是民族共和国,地位是平等的,都是联邦主体。俄罗斯现在有85个联邦主体,自治区也好,自治共和国也好,都是联邦主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当然共和国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权,是历史形成的,但是这些在法律上并没有确切地固定下来,所以会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削减共和国的权力,最后可能保留的就是其官方语言是主体民族语言的权利,其他权利基本上都努力做到与其他行政区一样。

国家强调保留民族多样性,所以制定了很多法律,比如说要对5万人以下的小民族给予特殊政策,给予保护,这主要是在西伯利亚特别是靠近北极地区的一些小民族,这是国际惯例,在国际社会上也这样,不保护他们可能就消失了。但是对于一些大民族国家就不管了,不再有政治上的优惠,都是平等的。

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俄罗斯联邦也不像苏联那样给民族共和国优惠,导致其他地区,特别是俄罗斯联邦不满。现在俄罗斯强调的是地区的平衡发展,如给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北极地区许多优惠政策,增加对那里的投资,这实际上也帮助了少数民族。就民族分布而言,俄罗斯族主要在中央地区,欧洲的中心地带,少数民族都在边远地区,通过解决地区的差距,实际上也解决了民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不用帮助少数民族的名义去解决。

在当今的俄罗斯,还有很多新的做法,这些做法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吸取苏联多民族国家解体的教训。我们国内目前对俄罗斯民族问题确实缺少系统研究,但是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正如研究苏联问题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是一样的。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用了比较长的篇幅研究了当今俄罗斯如何构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理论、政策和国家体制建设上都有哪些新做法。现在俄罗斯虽然保留了民族共和国,但现在的民族共和国,法律上给它的权利是有限的,不能退出俄罗斯联邦,同时财政大权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普京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地方发展经济提供资金,所以这些民族共和国需要依赖联邦政府。

我们这本书也有很大的缺憾,就是没有把一些民族共和国作为案例详细进行研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们没有单独剖析一些共和国,但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比如车臣,战争结束以后变化是很大的,中央政府给了很多钱,现在格罗兹尼完全是个新的城市。

在民族认同上中央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基本的做法是以“当地人治当地人”,不像苏联那样非要派一个俄罗斯族人去才放心,更多是通过法律把大家聚合在一起。在统一国家建设问题上,普京特别重视法制建设,制定了许多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并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许多重要的法律和政策文件,我们已经译出附在书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在结束语部分,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也是我们的研究心得与体会。结束语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苏联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教训,第二部分讲了俄罗斯从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最后一部分很简单地谈了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有人认为这部分太简单了,应该更充实,后来我们在修改过程中并没有充实这部分的内容,首先我本人对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是外行,要真正充实其内容肯定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而我们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只能以后再弥补了。

因此,我们只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提了几条原则,这些原则恰当不恰当也还需要大家充分讨论,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看法就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只是抛砖引玉,提供个靶子。还请在座各位专家利用下面座谈会的时间多给我们提意见,也希望各位专家利用这个机会多交流。最后预祝大家新年愉快!谢谢!

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左老师把主要内容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点小问题,我们书里有一个问题,当时杨慧编辑提出了现在“克里米亚”,我们这里翻译外国人名、地名主张“名从主籍”,都用了“克里木”,可能感觉有点别扭,但是更符合研究规范。

还有一个是“土耳其斯坦”,因为列宁全集里翻译成土耳其斯坦,现在都认为这个应该就是“突厥斯坦”,因为土耳其斯坦是一个从中古时期一直使用至今的地理称谓,而土耳其是一个现代国家名称,用一个后来出现的名词来指代一个历史上既有的名称不太合适。

土耳其和突厥就是有区别的两个词。土耳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为“突厥人的国家”、“突厥之地”,与“突厥斯坦”一词意义相同。我国有学者也认为“土耳其斯坦”是“突厥斯坦”的误译。

这两个译名做一个纠正。但有的地方引用时候还是用原文,原文有的本身翻译过来的就用克里米亚或者土耳其斯坦,引用《列宁全集》的时候我们就没变,但是我们自己使用的时候基本是用突厥斯坦。我们把这个做了一些说明,但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我们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有很多问题,苏联的问题,我觉得是它的顶层设计有问题,设计是可以改的,苏联属于协商成立的,在设计的时候,成立的时候争论很大,但没有认真考虑各方的意见,争论和疑问因党的决议而没有真正解决,没设计好,遗留了很多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是矛盾的。我只补充这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讨论。

左凤荣:以往被翻译的“苏联人民”这个称呼,我们在书中译成了“苏联人”或“苏维埃民族”,没有翻译成“苏联人民”。我个人觉得“人民”和“敌人”是一对概念,政治性太强。另外现在我们强调从民族角度看国家建设,民族国家的通行做法都在构建国家民族,就像中华民族、英国人、法国人等等,这些称呼包括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从苏联本身而言,要构建的是也是新的苏维埃民族,苏共称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也就是新的民族。

因此,我认为确切的译法还是用“苏维埃民族”或者“苏联人”更确切些,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讲的。与大家商榷。

主持人祝得彬:两位的发言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和阅读这本书的很多线索,包括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线索。苏联因为民族问题的进一步改善能够形成联盟国家,又因为民族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而走向了终结,俄罗斯时期又因为民族问题进一步得到改善,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

中国的国家建设,现在提的三个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这本书的研究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或许会有很多借鉴。尽管是几点原则性的启示,或许对我们下一步很多工作会有很多进一步启发的空间。谢谢两位作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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