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船厂 明宣宗朱瞻基因何炮制了这场盛世下的大冤案?

2018-10-30 - 明宣宗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张嵚。

开创“仁宣盛世”的朱棣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九年,史家素来评价颇高。《明史》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将他列为“五大圣君”之一,评价可谓至高。观其一生,似也实至名归,对内继承父志,完善文官治国体系,信用“三杨内阁”,改革赋税制度,启用周忱等“经济学家”,惩治贪污,宽抚百姓。对外止戈为武,从不轻易举刀兵,彻底停止对安南用兵,睦邻友好。史载这段时期“纲纪修立,淳朴未漓”,是为“仁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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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君”,个人“道德才能”也颇多称道,素来为政以宽,信任能臣,轻徭薄赋,也善于虚心纳谏,赦免了曾因“廷辱”朱高帜而险遭杀身之祸的李时逸,放宽言路。关心民生疾苦,为督促官员兴农重桑,曾亲自下地示范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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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处变不惊的“大气魄”,叔叔朱高煦造反,他御驾亲征恩威并施,仅用十一天就平定叛乱。兀良哈三卫屡屡扰境,他亲提精兵北进,在滦河大破兀良哈。业余爱好方面也很“有才”,既长于诗词歌赋,擅长绘画,传于后世诸多艺术珍品,又精于骑射,可谓文武双全,如此之人物,自然匹配“圣君”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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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正是这位圣君,在他亲手开创的“仁宣盛世”里,却做出了一件凶残暴虐,堪比暴君的“恶行”---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戴纶案。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二月,朱瞻基有意在北京昌平一带举行“狩猎”,命兵部调动兵马随行。然而,原朱瞻基太子府中的洗马(太子老师),刚刚被提升为兵部左侍郎的戴纶却将朱瞻基的旨意“封驳”(即拒绝执行),随后戴纶向朱瞻基上书,建言“狩猎”劳民伤财,且一国之君若沉迷于“狩猎”,必然荒废国家大事,是置江山社稷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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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瞻基登基后“开放言路”以来,这样的进谏本不奇怪,孰料朱瞻基却龙颜大怒,随后下旨将戴纶贬至交趾(即当时正叛乱的安南),戴纶到安南后不久,朱瞻基又下严旨,以“坐怀怨望”(即心怀不满)罪将戴纶逮至京城下狱,其好友,同样做过自己老师的广西郁林知府林长懋也被株连,一并入京问罪,经朱瞻基亲审,终于是年十二月做出判决,戴纶被判死刑,家产充公,其兄弟子女发配宫中为奴。

林长懋入狱十年,直到朱瞻基死后才得以开释,这就是“仁宣盛世”期间震撼明朝官场的戴纶案。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以“圣君”著称的皇帝忽然“变脸”,非要置自己老师于死地而后快。探究原因,则需要从朱瞻基本人说起。

和父亲朱高炽曾受朱元璋“隔辈亲”一样,朱瞻基从小就深得祖父朱棣的疼爱。永乐九年(1411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在“太子”尚在世的情况下即确立“第三代”接班人,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可谓首次。此后,朱棣命“靖难第一谋士”姚广孝担任朱瞻基的讲师,精选文武名师对其精心培养,更常在五次北征蒙古时带朱瞻基随行,可见疼爱之深。

而青少年时代的朱瞻基也确有过人之处,他不似父亲朱高帜般内敛儒雅,而是性格豪放,文武双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端午节,朱棣在宫中举办“射柳”(一种射箭活动),17岁的朱瞻基百步穿杨,屡发屡中,在诸“皇孙”里独占鳌头。

朱棣又想考验下众皇孙的文采,随即出上联道“万方玉帛风云会”,话音未落,朱瞻基朗声作答“一统江山日月明”,对照格律工整,平仄整齐,更兼意味深长,英雄气概十足,如此“少年英武”,自让朱棣喜上眉梢。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赞叹道:“宣宗(朱瞻基)兼具仁宗之仁,成祖之勇”。也就是说,朱棣的“雄才大略”,朱高帜的“宽仁孝友”,两代帝王的优点,皆集朱瞻基于一身。

(明宣宗朱瞻基绘制:武侯高卧图卷)

而观朱瞻基登基之后的诸多表现,此言确有“不虚”之处,朱瞻基素来喜好文墨,常在闲暇时与诸文臣游山玩水,诗词唱和,其诗文却不谈风花雪月,多有关治国学问,如他赐给杨士奇的御诗里所写“朝廷治化重文教,日暮切磋安可无”。也擅画丹青,作品《戏猿图》《瓜鼠图轴》皆是传世精品。武功方面也不差,曾御驾亲征叔叔朱高煦以及蒙古兀良哈部,皆大获全胜,颇有朱棣之雄风。

重农兴桑方面,自登基以来兢兢业业,常微服私访考察民情,并重手整顿江南税赋,可谓惠泽苍生。在纳谏方面,素来倡导“广开言路”。比如宣德三年(1428年)北征蒙古时,曾怪罪将帅动作迟缓,令他们脱衣受罚,夏元吉反复劝谏,终被他接纳。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朱高煦后,曾有人建议乘胜追击,一举平灭另一个藩王朱高燧,朱瞻基一度动心,正欲进兵,大臣蹇义拦车苦劝,终让他改变主意。

而最“橹虎须”的,则是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初登基时,有官员写奏折颂扬朱瞻基,看得朱瞻基也得意洋洋,这时大学士杨士奇却嘲讽说:“陛下初登基,寸功未建,却有人逢迎拍马,此非国家之幸。”一席话也令朱瞻基“连称善”,诸如此类“善于纳谏”的美谈,在各类史书中广为流传。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却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待于自己有教导之恩的“恩师”戴纶呢?

要了解原因,则需看看戴纶其人。

戴纶,山东高密人,原是山东昌邑(今山东潍坊昌邑)的训导(县学老师),后被提拔为礼科给事中,永乐十八年,与青州教谕林长懋一起被选为太孙中允,即辅导朱瞻基读书的“伴读”。这二人都是以刚直不阿著称,自辅导朱瞻基以来也兢兢业业。

深得朱棣赏识,尤其是戴纶,朱棣曾对朱瞻基赞到:“汝得戴纶,若唐太宗得魏征”。朱高帜即位后,戴纶和林长懋双双被提拔为朱瞻基的“东宫洗马”,即负责朱瞻基教育的“班主任”。深受“皇恩”,两位直臣自然不敢怠慢,常年来对朱瞻基严于治学,精心教育。但相互间的矛盾,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种下。

根据《明史》的记载,朱瞻基青少年时,并非如其父一样好学,相反颇似朱棣,喜好玩乐且尤爱习武,朱棣也希望朱瞻基能够“全面发展”,时常要他“精习武事”。“皇爷爷”的要求当然正中朱瞻基下怀,以此为由,他时常外出射猎习武,以至一度荒废学业。

但朱瞻基的父亲朱高帜却是一个尊儒好学的人,朱瞻基每有类似行为,皆遭朱高帜训斥。起先朱瞻基纳闷,为何每次自己的所作所为,“父皇”和“皇爷爷”都能知晓?直到有一日觐见朱棣,朱棣询问朱瞻基对戴纶的看法,朱瞻基连称戴纶是“贤良”。

朱棣却微笑着拿出一堆奏章,皆是戴纶和林长懋二人揭发朱瞻基“荒废学业”的奏章,朱棣此举,显然是想教育朱瞻基怎样提防群臣,但却也带来另一个后果,恰如《明史》说:“由此太孙(朱瞻基)深怨纶(戴纶)。”

“打小报告”的老师,自然不受朱瞻基欢迎。朱瞻基即位后,林长懋被任命为广西郁林知府,戴纶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虽是官运亨通,但“童年时的阴影”却也悄然降临。偏是二人不知,依然时时以敢于纳谏为己任,对朱瞻基的种种错误行为大胆批评,行事以刚正敢言著称。于是就有了洪熙元年(1425年)戴纶“封驳”朱瞻基圣旨,继而大胆上书请求停止游猎的行为。

但“射猎”一事,却恰恰触动了朱瞻基的“心病”,于是怨愤之下,戴纶祸从天降,先是被贬至安南,接着又被下狱。并牵连到好友林长懋。而观整个过程,揭发戴纶与林长懋有相互“怨望”罪的,恰是朱瞻基派去监视戴纶的锦衣卫经历沈迪。可见,安排戴纶去安南,再与和安南相邻的广西郁林知府林长懋牵上关系,是朱瞻基早就做好的安排。而“怨望”一罪,也堪比岳飞之“莫须有”。

戴纶和林长懋被押解到京后,朱瞻基下诏由自己“亲审”,孰料戴,林二人毫不畏惧,竟在百官面前,当廷斥责朱瞻基的种种过失,更激得朱瞻基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戴纶处死。本来朱瞻基是想将戴纶全家满门抄斩,是杨士奇等人苦劝,力言此举“恐引士林非议”,终让朱瞻基再次“虚心纳谏”,杨士奇等人救下无数人命。但“活罪难逃”,戴,林二人的父亲——河南洛阳知府戴贤,太常寺卿林希文皆被打入大牢,后遭迫害死于牢中。

凡与戴纶家有联系的“十族”,家产全被充公,老弱流放边疆,青壮发配宫中位奴婢。戴纶被处死刑,而林长懋也被判入狱,他之所以能拾得一命,原因是他在广西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事发后当地百姓组织到京城“上访”,为免民乱,只得对他“宽大处理”,却也蹲了十年牢狱,直到明英宗朱祈镇即位后才将他赦免,继续担任郁林知府,在当地颇有政绩,今天去郁林,还能看到当地百姓为纪念他修筑的庙宇。

以如此残暴的手段报复自己的恩师,仅仅是为了“学生时代的怨恨?”民国历史学家李平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朱瞻基此举,是为了“在确立善于纳谏的美名的同时,向群臣展现他作为帝王的权威。戴,陈二人,只是这个方式的棋子而已。”但即使如此,选择两位“恩师”作为目标,也足见朱瞻基对其怨恨之深。

说到怨恨,却牵出了关于朱瞻基这位“圣君”鲜为人知的一面----他较之成祖,仁宗两位“先皇”,同样“兼而有之”的弱点。

朱瞻基作为开创盛世的“圣君”,后世历来好评如潮。但注意不多的却是他的弱点,这些弱点,既承袭自他的祖父朱棣与父亲,也对明王朝的未来,产生了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远的影响。

从戴纶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性格里一个重要的弱点---狭隘。这个弱点,几乎与他的祖父朱棣如出一辙。朱棣在“靖难之役”时,曾遭到建文帝部将平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而后他虽“不计前嫌”把二人收降,但始终心怀芥蒂。夺位成功后,不仅将曾与他血战的建文老臣耿炳文赐死,更大肆屠戮建文旧臣“报私仇”,将方孝孺“株十族”,杀铁弦并将铁弦等建文旧臣的妻女充做“官妓”。

甚至对盛庸和平安两位降臣,他也终不放过,永乐元年即以“有妄图”罪赐死已经退休的盛庸,接着又逼平安自杀。永乐十八年(1420年),更仅因发现宫中几名太监和宫女“私通”,就以“谋逆”罪残杀无辜宫女三千名。尤其是屠戮建文功臣前,姚广孝曾力劝朱棣不可,朱棣也深以为然,但事到临头肝火上升,就是成千上百的杀戮。较之祖父,朱瞻基可称“仁君”,但狭隘尤在,全无其父朱高帜的宽厚为人,戴纶案即为佐证。

另有御史陈祚,曾上书劝朱瞻基要学《大学衍义》,未曾想这一“学术性”建议竟招致朱瞻基雷霆之怒,斥责说:“竟敢说我不懂《大学衍义》?”(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当即将陈祚下狱,全家十余口连坐五年,所幸“三杨内阁”反复劝谏,才在其过世前“赦免”。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上,朱瞻基与祖父朱棣一样,时常有“胸襟广阔”之举,但蕞尔小事,却常招致其睚眦必报。

也同样因为狭隘,朱瞻基与祖父朱棣一样好“面子”,尤其在对待“蒙古问题”上,如果说朱棣晚年因“面子”与阿鲁台反目,放任瓦剌坐大,打破了蒙古高原的“战略平衡”,那么朱瞻基却更进一步。他在位期间,除宣德三年北伐兀良哈外,并未向蒙古用兵,但在鞑靼瓦剌之间的冲突中,始终支持对明朝恭顺的瓦剌,每年开互市赐予厚利,终让瓦剌彻底坐大,酿成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祸。

究其根源,却只能怨朱瞻基“一叶遮目,不见泰山。”

还是因为狭隘,这位素来“勤政爱民”的仁君,竟为了自己斗蛐蛐的爱好,命苏州知府况钟在民间征集一千只蛐蛐,闹得当地民不聊生,诸多百姓倾家荡产,也让这位善政颇多的皇帝,留下了“蛐蛐皇帝”的不光彩称号。更是为了好面子,在他统治后期,明王朝的宗室藩王公侯贵戚们,时常向他进“贺表”,言“祥瑞”,志得意满的他也欣然接受,大肆封赏,结果就是对当时已经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而过于标榜“仁政”,放松对“土地兼并”的惩处,更令大量农民沦为无地佃农甚至流民,其后正统,天顺,成化三朝数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由,已经在此种下。

如果说“狭隘”是承袭自祖父,那么另一个弱点---保守,却是承袭自他父亲朱高帜。朱高帜史载“不务远略”,虽有当时客观条件原因,但观其一生,早在做太子时,就时常劝谏朱棣停止下西洋,更反对对蒙古举兵,即位后,即令明朝长城以北诸多卫所内迁,理由是“节省开支”,而朱瞻基即位后却是“再接再厉”,特别是于宣德六年(1431年)裁撤了战略要地开平卫,不但令明朝失去了对“屏障”兀良哈三卫的钳制,更使山西,陕西,甘肃乃至京城失去依托,严重后果,直接祸害明朝此后近百年。

对外方面,虽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但那是为了通报列国自己即位的消息,随后,大规模的下西洋行动终成绝唱。狭隘,保守,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弱点,却真正改变了明王朝的走向。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宣德皇帝朱瞻基过世,时年三十七岁,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他未曾想到,因他狭隘而亲手造成的苦果----土木堡之变,最终将由他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明英宗朱祈镇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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