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后人 石原莞尔、两个河本这些面孔背后的侵华阴谋

2017-12-18 - 石原莞尔

11月初,台湾历史作家王丰先生参加了由海协会主办、在沈阳举行的“冯庸大学及抗战历史研讨会”。会上,他提出一份论文,题为《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历史——从“九一八”事变到国共两党携手抗战》,此文为其中部分内容。

发动“九一八”事变、偷袭东三省的作战参谋计划,最初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板垣征四郎等人负责策划的。

板垣征四郎从1904年开始,即长期逗留或旅行于关内各地与东三省境内,对中国各地的山川形势,各地经济、政治与军事动态,都有非常细腻的观察与了解,这也便是兵学术语上所谓的“参谋旅行”——为了遂行倭寇侵华之目的,而从事的山川形势实地旅行踏勘。

1929年,板垣征四郎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这个职务不但对板垣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命运。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等人秘密结伴,在东三省连续进行了三趟“参谋旅行”——这些“参谋旅行”,说白了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事前情报侦搜与军情预演。

第一趟“参谋旅行”重点在于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沙盘推演。这趟所谓“北满参谋旅行”大约在1929年7月3日至12日进行。

三个月后,1929年10月,板垣和石原两人又率领随员进行了第二趟“参谋旅行”,这趟的重点在于“南满辽西参谋旅行”,这次是把重点置于“锦州地区作战计划之研究”。

第三趟“参谋旅行”是在1931年7月,这时距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两个月。板垣征四郎等人又作了一趟“北满参谋旅行”,这第三趟的“参谋旅行”草拟的作战计划似乎更为大胆了,重点则是摆在“对苏联作战结局之研究”,一方面是侦探东北军在与苏联作战后,当前军事布署情形,再者,是深入了解苏联军队沿边布置情况,同时对北满地区的地形与军事形势,作了全面的探测。

如果说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等人是从事军事作战参谋计划的拟定,那么偷袭东三省需要的战略情报的搜集,则是土肥原贤二的任务,而且他与军校同窗好友板垣默契搭档,几乎到了无缝接轨的程度。

板垣征四郎等人秘密策动偷袭东三省的军事作战计划,而土肥原贤二则是秘密操弄他的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扮演着关东军耳目与爪牙的角色。土肥原贤二1904年及1912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在其同窗中,有多名中国同学,包括阎锡山、蒋百里。同期的日本同学还有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

土肥原贤二不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特务工作的总其成者,更是事变之后,策动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的始作俑者。

在张作霖时代,土肥原贤二便以日本顾问的身份混入张作霖大帅府中,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土肥原贤二难辞其罪。他以凶手的姿态,自然再没有脸皮待在继任者张学良身边,只好“归建”又回到关东军,被委派为关东军30团团长。

由于长期潜伏在奉系高层,土肥原对张学良外围情况了如指掌,关东军基于即将侵略东三省的战略考量,随即委派土肥原贤二组织华北特务机关,任职机关长。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设在天津日本租界区。

1931年8月16日,随着偷袭东三省秘密任务的逼近,土肥原贤二被委派了一个新任务:奉天特务机关长。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便爆发了。

除了奉天特务机关长的职责之外,日本当局还委派土肥原兼任伪“奉天市市长”,事变爆发后,除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之外,土肥原的最新使命,便是按他向关东军所提议的那样,成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国家”,一个傀儡政权,便于日本进一步并吞东北,土肥原贤二这一提议,便是伪满洲国粉墨登场的先声。土肥原负责把溥仪从天津一路弄到东北,挟制其坐上了儿皇帝的冷板凳。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等这一伙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人,是如何扣下侵华战争的第一道扳机,开第一枪的呢?他们偷偷摸摸实施侵略阴谋的伎俩最终得逞,则与两个“河本氏”有关。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

第一个河本氏,职务也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这个河本大作,便是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等人的元凶。

1921年,38岁的河本大作第一次被日本军部派到中国,担任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专门打探军事情报。但他才走马上任一年多,便因为经常与直属长官武官长林弥三吉意见冲突,没两下子,便被这个林弥三吉给整垮,调回日本。不过,这么一调,反而让河本大作有了大显身手的机遇。调回日本之后,河本大作在军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职中国班班长,专事负责向中国派遣日本军方特务,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1926年4月,河本大作再度回到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河本大作从1926年4月到1929年三年任职东北期间,先后进行了五次的所谓“参谋旅行”,走遍全东北,进行了深度的军事侦察谍报活动,为关东军日后武装侵略东三省,做好了相关的情报准备工作。

日本军部为了完成其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之间,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即著名的“东方会议”,此会议的主要宗旨便是要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如果从军事专业而论,“东方会议”便是日本军部汇整各种情报信息的第一阶段总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尽管河本大作的位阶只是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但河本大作却是武藤与会发言汇报文稿的起草人。

在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寇当中,第二个河本便是关东军的爆破专家河本末守。

在“九一八”悲剧爆发的第一时间,亦即1931年9月18日晚10点钟,隶属倭寇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着几名士兵,在沈阳北大营南边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蓄意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河本末守和部属故意摆了三具穿着东北军军服的尸体在他们刻意爆破的那段铁路旁边。

事变爆发后,他们故意对外放出消息,宣称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路轨,被关东军发觉后,击毙了这三名“中国士兵”,为日本军阀制造了侵略事件的合理化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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