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2.0)关于德意志民族主义(上)

2018-05-25 - 德意志民族

“光明、启蒙、共同意识、高贵的自豪心,这些都不能由其他民族来创造,而只能由民族自身来创造,正如其他民族自古以来那样;德意志必须站在自己的、受到充分保障的土地之上。”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只有德意志人能成为爱国者,只有他能为了其民族而包容全人类;相比之下,从今往后,任何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都必定是利己主义的、狭隘和敌视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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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德意志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并未出现在德意志邦国的土地上,而是首先出现于普鲁士的土地上;古典体制下的普鲁士民族精神,仍然如其他的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是一个贵族浅薄幻想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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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英法的“先发”的民族主义,德意志范围内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初是一种应激性的产物,这一产物又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苦恼的知识分子

在哥廷根这所最受贵族欢迎的大学里,1737年只有10%的学生是贵族,而在1767年是8%,在1797年则是15%。他们中的大多数集中于法学,其余的学生,即除了法学的其他学科和除了哥廷根以外的其他大学的学生,将近100%是平民……我们将18世纪下半叶任意特定点的学生总数估计为10万似乎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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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字尽管和1800年德意志2000万人口相比很小,但贵族最多也只占总人口的2%。这1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平民及其家庭,构成了“有教养的阶层”。 ——格林·里亚菲尔德《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的出路大致包括了政府部门、教会和大学教职,但贵族候选人在政府与教会的职位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先地位,大学的职位同样有限。一个漂泊不定的、体面的知识分子大军已经形成,他们受困于阶级固化带来的经济方面的苦恼,同时还要面对严重的地位矛盾:他们所受的教育甚至无法赢得社会对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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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接受社会对人们的分等标准,却又不自觉地接受它;有教养的市民鄙视着他们梦想进入的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阶层,又不愿意拥抱下层社会。18世纪的德国文学就笼罩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

知识分子们在扭曲的集体心理之中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以德语为标准语言,以新媒体为发声的武器,通过出版物不自觉地在统一的国家机器出现之前将他们的世界观灌输给读者。不同于法国的“无套裤汉”的革命动员与英国跨阶层的宗教与世俗的实践,德国的“有教养的市民”们一开始就占据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散发臭气的小市民的民族主义”。

从康德到费希特

大革命的参与者们宣称,人理应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旧政权的邪恶正因为它侵犯了人们的这一权利。但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似乎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从理性而非感觉出发,证明自由平等博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康德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当人服从道德法则时,人就是自由的,这种道德法则发现于他自己而非外部世界。人的自由意志完全独立于自然与外部意识,人为自己所立之法必须符合理性的普遍要求,“除了自由,启蒙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危害最小的,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

这种基于个人的自决观点带来了政治思辨的深刻变化。尽管康德本人并没有给民族主义思想带来什么新东西,但他的后继者对康德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解读与诠释:费希特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其余部分组成的存在,这个整体的任何部分也不存在。

”只有整体性是可知的、实在的;同样,个人就其本身而言是虚幻的,只有在整体中获得位置时,才获得了实在性。于是康德的继承人们将结论拓展至政治范围: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完全融于普遍的意识;因此国家与民族理应高于个人,只有个人融入国家与民族时,个人才能实现自由。

既然国家与民族是政治行为的主体,那么它同样理应成为自由的“至善”的立法者,不受外界约束的民族自决也就成了民族的最高追求,在实践中便表现为对外国干涉的抗争、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强烈诉求。归根结底,民族自决是一种民族意志的决定,民族主义是一种教导正确的意志决定的方法。

语言的力量

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可见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一个民族被承认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最可靠的标准。正如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所说,“我们给予那些语言器官被相同的外部条件所影响,生活在一起,并在彼此不断的交往中发展了他们的语言的人们以人民(people)的称谓”。

在他看来,讲原生语言对民族意义重大,它保持了词语的抽象概念与感觉经验的连续性,而外来语词汇则活生生斩断了这一联系:他们所得到的符号无法刺激他们的思维,从而无法实现人的自由。

德语作为一门“原有的”语言,摆脱了“死语言”的人为性和模拟性,因而费希特认为,只有德意志人“真正拥有一类人和被赋予一类权利依赖这类人,只有这类人对他的民族怀有真正的理性的爱”。只有复兴原生的德语,清除外来词汇,才能提高一个民族的认知能力与自决能力。

德语理应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维系,普鲁士与德国的其他部分的分裂完全是人为的,这是费希特在1807-1808年作出诸多热情洋溢的演讲的基础: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诸多邦国理应组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讲德语是最为充分的统一的理由。

西方世界的阴影

尽管存在以上诸多深层的源流(其实还有一个浪漫主义和虔信主义我没提),我们仍然要承认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突发的应激产物。在大革命中,“平等”无疑得到了最有力的实践,知识分子们在大革命中看到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实现,因而对革命者的共情压倒了对法兰西民族身份的厌恶。

但是一切浪漫的幻想随着拿破仑的入侵走向了终结。费希特曾经是一位狂热的大革命的赞美者,他倾慕于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的集体动员,但到了1806年法兰西与普鲁士的战争到来之时,费希特意识到,法兰西代表了黑暗势力,而普鲁士代表光明势力,他决心“言如剑与霹雳”。

革命军队的目标指向的是旧秩序,有教养的市民们曾经站在贵族的对立面,但是现在拿破仑为他们创建了一个构建“统一战线”的机会:知识分子自觉将旧秩序视为自己的“德意志事业”,并将个人的屈辱掩盖于集体的屈辱之下,他们所要捍卫的就是德意志民族自尊。知识分子在以上认同之中得到了旧秩序的接纳认可,他们被允许发挥宣传中的核心作用,从而在邦国的层面上完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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