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2019-08-28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安徽减产绝收水稻并非“超级稻”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2014年10月,安徽部分地区发生了水稻减产甚至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涉事稻种为“两优0293”。有人据此在网上炒作这是超级稻,并对其增产效果质疑。“两优0293”究竟是不是超级稻?超级稻到底能不能增产?就相关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农业部有关负责人。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按照农业部门约定,所谓超级稻,是指采用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育成的,比现有水稻品种有大幅度产量提高,并兼顾品质与抗性的水稻新品种。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农业部累计冠名了146个超级稻品种。由于冠名后推广面积不达标等因素,陆续有28个品种被取消了超级稻品种资格。目前仍有118个超级稻品种在确认范围内。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那么,“两优0293”是不是超级稻呢?该负责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据介绍,“两优0293”在2005年进行了生产试验,平均亩产561.0千克,比汕优63增产11.08%。这一品种从未列入过农业部冠名的146个超级稻品种之列。

针对超级稻品种是否显著提升我国水稻产量的疑惑,这位负责人表示,超级稻品种攻关有益于推动我国水稻整体产量的提升。2005年,农业部启动了超级稻攻关项目。经多年实施,选育了一批产量高、品质优、抗性强、适应广的超级稻品种,集成示范了一批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也创造了一些高产典型。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数据显示,2014年,经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的推广面积已达到1.36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平均亩产达到590.8公斤,与同等种植条件下的非超级稻品种相比,亩增产68.8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3.2%。

业内认为,评判稻种品质的基本原则是“高产、优质、多抗”,即产量高、品质优良、抗多种病虫害。当然,这个基本原则是动态和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在粮食总产较低、没有完全解决粮食安全的历史阶段,产量指标最重要。

超级水稻骗局 “超级水稻”并不是真的“很超级”

随着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市场对稳产和农产品品质的要求提高,优质、多抗的指标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不同品种的试验产量不尽相同,同一品种在不同地点的试验产量也不同,这取决于气候、土壤等,以及栽培管理技术。

稻米育种期待从“量变”到“质变”

针对近日公众关注的安徽部分超级稻减产绝收问题,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14日表示,去年年景相对比较特殊,把品种抗性不足问题显露出来了,今后要加强品种的适应性评估。

一起普通的农作物病虫害事件却持续发酵,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至少该事件折射出我国在稻米生产中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是我国小农面临的农作物保险缺失及赔付的复杂性。超级稻事件最初起源于农民所种水稻因为病虫害面临绝收压力,当农民所受损失被推到自然灾害原因时,农民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无法抵抗的自然原因得不到任何赔付。于是乎,持续上访告状导致常规的病虫害事件逐步升级扩大。

其实农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每家所种粮田不多,按每亩纯收益几百元计算,每家损失也不会超过万元。这个数目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能没什么,但对于小农来讲就很有可能是致命一击。事件发生地的安徽,农民的收入远不如邻省的浙江江苏,在我国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类。

这个困境并不是中国独有,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抵御风险的能力低一直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对于突然出现困境的小农,如何及时地弥补他们的风险显得异常重要。而遗憾的是,农作物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相应的服务,小农购买商业保险的动力也不足。

如果政策补助的保险没有或者没跟上,小农们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此时相关公司能够及时给予适当的补偿,也不至于让事件一直持续地发酵下去。万亩农田,就算一亩赔付千元,数量也并不是难以承受,比起这次事件持续发酵所带来的品牌伤害,补偿的成本应该是可以忽视不计的。隆平高科此次危机事件的处理需要进行反思。

其二是超级稻的高产目标与目前国人对稻米的实际需求目标渐行渐远,过去片面追求产量的战略已进入死胡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有13亿人口的巨大高压,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战略基本上都是以数量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每年的多少连增,也基本上是统计数量。

与此相对应的战略就是研究产量最大化的超级稻,产量越高就越好。这种发展战略,在温饱阶段确有必要。但我国目前正处于从温饱到小康阶段转变。至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饿死人的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百姓吃好问题。

而超级稻的超高产量其实是满足不了消费者吃好的需求的,因为从育种学来讲,如果追求产量最大化,其品质、抗性就难免要牺牲掉一些。太高的产量往往是用化肥给催起来了,其口感、品质差了不少。杂交稻的口感就比普通水稻差许多。

2014年到日本参观养鸡场时,发现他们养鸡场所用饲料居然是稻谷,日本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日本这些年稻米过剩,每亩产量600斤以下的稻谷才让人吃,超过600斤的就做饲料喂猪鸡了。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奢侈了些,但却不无道理。这也是日本大米虽然价格奇高,国人还是去追逐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已有相当一批消费者对高品质的大米有需求,但目前的市场却无法提供或者远满足不了消费者对稻米品质的需求。

很遗憾的是,中国稻米优质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短期内难以扭转。不仅仅目前稻米育种追求数量最大化,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目前各利益主体追求数量最大化的现状都难以改变。以优质五常大米为例,按黑龙江五常大米协会会长的估计,目前市场上真正的优质五常大米不足1%,也就是说市场上99%标示的五常大米实际上却是假货。

消费者虽然付出了高价,但却买不到真货,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优质稻米就被逐出市场。而从生产者角度来看,我国稻农户均10亩地,数量极有限,不可能直接把稻米卖到城里。

稻农生产的稻米出路有两条,要么卖给国有粮库,要么卖给粮贩子,而这两个收购者也基本上只按数量来收购,不会因为品质多给钱,优质优价在收购环节反映不出来。这种现状也刺激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追求产量最大化,当然也喜欢购买高产量的超级稻来种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其实都没有得到满足。

此次超级稻事件反映出的这两个问题,短期内虽然难以解决好,但至少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发展目标选择。

“万亩水稻减产绝收”,究竟谁之过?

是超级稻之过吗?

一些观点把矛头直指“超级稻”,认为“19年来,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中国稻谷总产量和单产却未见显著提高”。显然,超级稻这次真的是“躺枪”了。因为涉事的水稻品种“两优0293”根本不是超级稻品种。

话说回来,即便“两优0293”真是超级稻品种,也不能因为一个单一品种的单一事件就质疑整个超级稻群体,更不能因此否定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代代水稻育种家不断追求、不断刷新的高产量。当然“科学家产量”不能等同于“农民产量”,但正是科学家通过多种因素最优组合,不断创造粮食产量的“极限理论值”,才为“农民产量”的提高设定了奋斗目标,奠定了实现基础,更探索了在现实中可学可用的方法和路径。

事实上超级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推动了我国水稻整体产量的提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部2014年统计资料显示,超级稻品种推广面积已达到1.36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平均亩产达到590.8公斤,与同等种植条件下的非超级稻品种相比,亩增产68.8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3.2%。

是审定制度之过吗?

更有人因此质疑我国的品种审定制度、甚至国家粮食安全政策,认为“重产量不重质量”。什么是好品种?当然要高产、打出粮食口感好,还要抗病抗虫抗旱抗风,最好还要适合机械化收割、轻简化栽培……但现实是,“零缺陷”的品种几乎不可能,“就像魔方,对齐一面两面容易,把六面都对齐很难。”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曾经做的一个形象比喻。这就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到底想对齐魔方的哪一面?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去理解,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个别品种可以走多元化路线,但整体对品种“高产”特性的追求始终是育种家们的第一追求,也是国情的必然选择。当然,随着人们对粮食口感的新需求和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米质、抗性等指标已经被正视。

近年来的超级稻品种米质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抗性,有关部门也在及时修订审定办法,去年8月发布的新修订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中,更加重视品种的安全性,对抗性不达标品种实行一票否决。

是种子之过吗?

在这一事件中,隆平高科种子包装“内外标签不一致”为人所诟病,这确实是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过就“两优0293”来说,品种是已审定品种,种子质量合格,推广区域符合审定区域,可以说,种子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且,“两优0293”是在安徽省已经种植7年的“老品种”,虽然抗性低,但当地是“稻瘟病轻发区”,7年里不但没有发生问题,而且因其抗倒伏、产量高的特性受到欢迎,仅在安徽蚌埠就累计推广14万斤种子。

但是,就是这个正常年份的轻发区,去年却偏偏因遭遇阴雨寡照,稻瘟病发生了。

这也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根据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业委员会和淮上区种子管理站的鉴定,结论为:田间出现的危害情况系典型穗颈瘟危害所致。

但这个结论还远远不是句号。这虽然是一次因为特殊天气条件、病害情况产生的单一事件,但也反映了农业仍然是一个靠天吃饭、充满风险的弱质产业,而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农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如何避免和补偿农民的损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农业保险机制,进一步提高当前保险的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让农民在遭到灾害后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与此同时,种子企业从保护自身品种和品牌的角度来讲,也应该主动与保险公司合作探索化解品种推广风险的保险种类,建立品种风险救济机制,降低自身和农民双方的风险。

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技术指导,及时提醒该打药了、该浇水了、该除草了,要利用各种手段及时把应对措施送到农民手中去,规避和防范风险。政府需要提供更好的预警服务、更健全的农技推广网络,企业也应该针对自己的品种对农民做点对点的技术指导。

【启示与思考】

根据安徽省农委等部门进行的田间现场鉴定,“两优0293”稻种减产、绝收的重要原因是天灾。据了解,承担此次减产绝收事件理赔的国元保险公司的理赔资金目前已基本到位。其中,绝收的理赔额度在200多元/亩,减产的则视情况而定,赔付金额在几十元到百余元/亩不定。

加上政府补贴,此次绝收的农民能拿到的钱不超过350元/亩。相对于每亩1000余元的产值来说,不超过350元/亩的理赔与补贴额度偏低,受灾农民难以承受损失。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2489万公顷,其中绝收309万公顷,因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9亿元。如此巨额的损失,谁来承担?

事实上,我国农业保险体系面临政府干预不够、有效需求不足、缺乏专业性保险从业人员、农业保险险种有限、农民投保意识不高等问题,我国农业保险进程缓慢且存在系统性风险。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因为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额损失,仅靠保险公司一己之力难以承担,关键在于完善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以政府干预为例,发达国家一般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如美国补贴30%,加拿大补贴50%,日本补贴50%~60%,西班牙补贴20%~50%,菲律宾补贴56%等。

深陷漩涡的隆平高科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公司拟筹建种子行业灾后救助基金,拟从每年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放入基金,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户进行救助。隆平高科董秘陈志新说,隆平高科不承担减产绝收的赔偿责任,但出于人道主义会对农户给予一定的补偿。

涉事方隆平高科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据专家介绍,这是因为按照我国现行《种子法》相关精神,一个品种只要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面对不可抗力,生产与销售种子的企业不用承担责任。

“国内各个科研院所和大大小小的种子公司对于品种审定趋之若鹜,其背后除了利益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免责’的盾牌,如果这一‘潜规则’不改变,我们行业对农业生产和农民负责就是一句空话。”曾出任多家种业公司总裁的刘石建议,从“品种审定制度”逐步过渡到“品种登记制度”,以符合市场化发展的规律。

简言之,“品种登记制度”即种子管理部门只负责审查种业公司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一种制度,类似于证券发行注册制。

持“品种登记制度”观点的,还有中国农科院种业专家佟屏亚和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等人。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改革我国现行种业管理制度,做大做强民族种业的提案》,借助《种子法》即将修改的时机,减少行政许可程序,改革现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采用世界通行的品种登记制度,让企业真正对市场和农民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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