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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第19批援助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回信，向他们以及广大援外医疗队员致以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援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王宗凡也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说：“国家政策给退休人员的划入额度大概是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地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实际的计入水平，各地的计入比例和金额是有所差异的。武汉改革后计入的标准是2.5%，还略高于国家的标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应该认识到，保险本质上是互助共济，没病的帮助有病的。部分身体好的退休人员可能现在用不到门诊统筹，但之后一旦发生疾病，就会从中受益。不能只看到前半段个账计入的减少，不看后半段一旦发生疾病就能持续、稳定地享受到门诊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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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党独具的超大型组织规模来看。我们党拥有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党员构成的完整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到9671.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已达到493.6万个。“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庞大的党员数量使党拥有雄厚的组织资源，但也增加了党员教育管理的工作量，带来了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纯洁性的难度；垂直的多层次组织架构使党拥有独特的组织优势，但也面临中央权威、中央精神有可能逐级衰减，党的组织力、号召力、影响力有可能逐级下降的危险。如何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怎样才能使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

要看到由于消费贷款的资金用途较难监管，总有个别人浑水摸鱼，试图将其挪作他用。信用卡贷款、消费贷款均属于个人消费信贷范畴，但二者在资金流向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信用卡贷款的资金流向清晰，当我们刷卡购买商品与服务时，信贷资金直接进入了商家账户，即资金流向“点对点”，挪用问题较难出现。消费贷款则不同，银行发放消费贷款时，通常将资金直接打入借款人账户，借款人再拿着这笔钱，自主决定购买哪些具体的商品与服务，即资金流向“点对面”。

三是从党所处的长期执政的地位来看。我们党是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为紧迫。“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从“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到“四个任重道远”，党中央多次提醒和要求全党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继续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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