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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企业取得了碳足迹认证，但认证机构五花八门。“最早提出碳足迹要求的是法国，本意是为了提高一些项目的销售门槛。目前，欧洲普遍认可的仍是法国的碳足迹认证，国内的相关认证并不权威。”一家光伏企业人士告诉记者，碳足迹认证需要全方位考察生产企业的厂房、设备、原材料甚至原材料的生产等各环节，而不仅仅是组件本身。

借助北京冬奥的标志性建筑遗产，提升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更新丰富世界民众对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的认知。冬奥的标志性建筑不仅有冰丝带、雪如意，还包括更大空间范围的冬奥公园、五棵松体育馆等冬奥期间新建和改建的场所。这些地标性建筑是国际游客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近期发布的《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2022》报告中，北京市吸引力排名第24位，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奥之城”，应统筹谋划借助北京冬奥标志性建筑遗产优势资源，鼓励政府和民间在大众证件、服装、影视作品等领域宣传利用好这些建筑，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不仅有故宫、长城，丰富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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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记者：这次与演员的合作有哪些火花？吴炜伦：演员们在拍摄现场并不是纯粹按着剧本来演，他们有自己的创作。见到他们发挥出一些我们写剧本时都想不到，但又可以令电影更好看或对电影有帮助的时候，作为导演的满足感真的很大。比如林凉水与好友陆定衡(林保怡饰)在旺角麦花臣游乐场观众席那场戏，子华看完剧本就打电话给我说觉得还差点东西，问介不介意让他来写，我说当然不介意。隔了一晚他发来他写的版本，那段话是概括林凉水的前半生，子华的版本对其内心的表述更加深入，相信不仅大律师，很多有10年社会经验的人都会产生共鸣。我看完就打电话告诉他，不用理之前的版本，我们就按你写的来拍。那一刻我好开心，我很感激。一个演员一定要100%投入角色，才可以再挖深点，子华那场戏后来演得非常好。

教育幸福感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但在北欧国家，教育幸福感是个主流话语，并且正在引导教育。我认为，幸福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的目标已经从早期的“为国家培养人才”转变成“以人的终生幸福为目的”。中国教育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丹麦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在这方面始终是国际教育领域的“优等生”。

兔子故事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量。玛杰丽·威廉斯·比安科创作的《绒毛兔》讲述了一只绒布小兔梦想变成真兔子的故事。小男孩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一只绒布兔子，而这只绒布兔子从富有智慧的旧玩具那里得知，如果小孩儿特别爱自己，玩具兔子就能变成真兔子。因为小男孩一直和绒布兔子一起玩耍，随着时间的推移，绒布兔子的衣服变脏了，里面的填充材料也露了出来，但绒布兔子毫不在意。后来，小男孩儿感染了猩红热，医生要求把绒布小兔和其他受到病菌感染的玩具一起烧掉。绒布小兔躺在垃圾堆上瑟瑟发抖，流下了一滴真正的眼泪，神奇的是，在眼泪洒落的地方长出一朵花，花中的仙子把绒布小兔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兔子。作者比安科反对给为年轻人创作的作品做出清晰的界定，更倾向于用面向各个年龄段的“想象性文学”这一更宽泛的概念来指代它们，因此在比安科看来，《绒布小兔》不仅是一本儿童读物，还通过现实与虚幻的交织，激发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共同展开想象和思考。正如《绒毛兔》的副标题为“玩具如何获得生命(How Toys Become Real)”，书中的哲学思想反映了比安科对于现实与想象之关系的持久兴趣。事实上，儿童的思想比人们想象得更有逻辑，他们与成人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判断。孩子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心爱玩具的生命是想象的，但是想象力使事物变得真实。作者希望借助小说给予想象力一份保留地，无疑也在证明，所有的幻想文学都代表了童年的延续和对童年已逝的怀念。

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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