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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数字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特征，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我国有14亿多人口，网民规模达10.51亿，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性能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的发展数字经济各项法规法律体系，都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海量用户、丰富应用场景、坚实物质基础和良好发展环境。我国有条件、有能力把握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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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我觉得我们不妨往下多想一步，现在的方式是不是比刺死他更有效？我们其实是两件事都做：第一，通过假秦桧的死，宣泄观众的恨意；第二，让(假)秦桧背出这个诗，而且是让他站在城楼上、面对着几千人说出去。同时这本质上也是秦桧失败的宣言。我认为这是比手刃仇人更进一步的方式：不是诛他的身，而是诛他的心。第三，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孙均如果杀掉秦桧，是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一方面这样会导致重大的朝野震荡，还不一定上来一个怎样的新宰相，产生怎样的政治走向变化。另一方面，如果秦桧被刺死了，可能天下所传的就是一次宰相遇刺的事件，就像历史上的施全行刺那样，而不是一次三军齐诵岳飞的《满江红》的事件。那可能并不有利于正义的彰显。

朱林方，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党内法规学，参与撰写出版《人权之门》《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解读》等多部著作。

北交所高度重视防范注册制下的廉政风险，坚持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监督举措，把公权力“盯紧”“管住”。全面实行注册制后，将进一步健全覆盖上市审核全链条的监督制衡机制，把廉政、内控要求嵌入到规则制定、机制建立、流程设计、技术支持中。加强对上市审核的嵌入式监督，从严管理审核人员和“两委”委员，对资本市场领域腐败“零容忍”，着力建设“廉洁透明型”交易所。

党员干部私人宴请、操办红白喜事，虽然动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但也不同程度存在浪费现象。一方面与讲面子、好排场的心理有关，认为自己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能跌了身份，如某市某局长杜某因其子高考成绩优异，自费在该市高档饭店举办“状元宴”，邀请其亲属、好友及所在单位同事等共200余人参加宴席，提供了高档白酒和名贵菜肴，还组织燃放烟花，场面声势浩大；另一方面也存在大操大办借机大肆敛财的不良动机，如河南省西平县教育局副局长康爱勤在操办其父亲丧事时，超范围通知教育系统89人，违规收受礼金2.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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