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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负面清单。按照最小、必要原则，聚焦重大境内合规问题，完善不得境外发行上市的情形，把应由投资者自主判断的事项交给市场，不对境外上市额外设置门槛和条件。二是科学划定监管范围。进一步明确间接境外上市的标准，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合理界定，在减少监管盲区的同时避免监管泛化。三是细化备案程序要求。充分考虑境外融资实践，区分境外发行上市的不同类型，差异化设置备案要求，减轻企业备案负担。加强备案流程与境外实践的衔接，完善境外分次发行等境外常见融资行为的备案程序，避免影响企业融资效率。

自2023年1月19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细则》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指引》发布实施以来，北交所积极做好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各项准备工作，对适格券商开展全面动员和专项培训，组织拟首批参与北交所做市的证券公司完成交易权限开通、做市标的库存准备等工作，指导市场机构改造做市业务相关系统，并完成两轮全网测试和通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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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幸福感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但在北欧国家，教育幸福感是个主流话语，并且正在引导教育。我认为，幸福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的目标已经从早期的“为国家培养人才”转变成“以人的终生幸福为目的”。中国教育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丹麦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在这方面始终是国际教育领域的“优等生”。

“很多家庭不是不愿意遵循制度，更多是担心自己家婚宴的规格低了‘丢面子’。我们就在微信群里说是村委会强烈要求这么做的，也给了主家台阶下。”五年的改革，王志强总结出经验，改革最重要的是“公平”，“村里有人在市里做干部，有特别富裕的家庭，都是按照我们的村规办的，其他人看到他们这样，也就不想着丢面子的事，愿意遵循了。”

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我认为要先把原创作者和编剧分清楚，这是文本生产的两个环节。首先是提出原创故事的能力不够。原创故事的生发者一定要找到一个良好的生发系统，而不是一个人拍脑门儿。要考虑原创的故事是否契合于当下这个时代；是否符合意识形态、大众心理、年轻人的审美趣味以及能否击中社会痛点。要结合这几个要素提出原创故事——而这些过程，现在还不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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