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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原爱蜜莉下马搜集资料时，我大概和不同的工作人员去法庭旁听了10次。我和编剧去观察不同大律师的真人风格，有的比较威严，有的比较滑头。我和美术去看的是哪些元素要呈现在电影中，我和制片、副导演也去看过，每次有不同的功用。我们邀请大律师来做法律顾问，她不停为我们提供“真实性”，我常常因为想要“戏剧性”而和她争论。我们角色扮演的时候，她有时会盘问到我哑口无言，我就说行了，这个一定要写进去。每一场法庭戏都是这么试出来的，过程非常好玩，好像我们自己都经历了那几场我们拍出来的法庭戏。

铃原爱蜜莉下马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铃原爱蜜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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