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稳定论的局限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局限

2017-07-16

作者简介:空军航空大学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系。 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凭借其国际工人运动的丰富经历和11年残酷的牢狱反思,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的丧失。

霸权稳定论的局限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局限

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又称之为文化霸权(区别于政治强权),是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着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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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产阶级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文化霸权是国家强权的真正支撑,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背后的强大堡垒,葛兰西形象地称之为具有防御配系的“阵地”,而国家不过是其外在的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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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摧毁了这些防御配系,占领了文化霸权阵地,才能真正夺取西方国家政权,实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暴力革命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只是适于短暂“复辟”的应急行为,并不能产生长期的根本作用,更不适于建立新的先进国家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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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要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夺取政治领导权,就必须夺取文化霸权。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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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深层支撑,西欧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和复杂,“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1]。因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夺取文化领导权。他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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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革命的主体承载者也由传统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担负反思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然而,在这种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批判中,葛兰西实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社会历史客体的模式构想,即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向作为社会历史客体的无产阶级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输”,其实质是近代哲学主体—客体建制模式在社会历史话语中的“翻版”,归结点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而鲜活生动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则被抛开了,革命的主体——有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客体——无产阶级大众,都被抽象化了。

一、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民众作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基本分化

葛兰西首先确立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基本分化。葛兰西认为,夺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显然是一个集体行动,而任何集体行动的第一要素,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整个政治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古老的、不可规避的事实上。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服从可行的最合理路线。

那么,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者应该是谁呢?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主体,无疑是无产阶级本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逻辑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化和对抗化,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并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胜利是资本逻辑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必然,因此,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

这是基于“科学”分析的基础,而非基于某类知识分子的天才般的“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设想。

以索列尔等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思路就是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反对知识精英的领导,尤其是蔑视知识精英的理论乌托邦倾向,主张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自己解放自己。

即使在开始追寻革命主观前提的卢卡奇那里,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对于这种冲破资本主义物化的阶级意识的获得上,卢卡奇所持的是自发论,认为无产阶级在生产和斗争中,尤其是借助于经济危机而自发获得了革命的阶级意识。

但是,这里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无产阶级既然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社会分工而导致了全面的物化,其已被物化了的阶级意识又何以从物化中逃脱出来,产生解放的革命意识呢?无产阶级的自发性的确不足以使其成为超越物化的主体。

在葛兰西这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从传统工人阶级身上转落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肩头。

有机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智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

葛兰西反对以“智识”为标准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他认为,智识意义上的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体力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智力—脑力工作和肌肉—神经劳动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

葛兰西认为,区别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2]。

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的批判的雄辩者、建设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和组织者。他们能在意识形态上征服和同化传统知识分子,并在无产阶级大众中通过教育活动进行深化和扩大。

有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概括地说,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

二、有机知识分子被置于主体地位,无产阶级民众被置于客体地位

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夺取领导权文化革命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将无产阶级民众置于这场革命的客体地位。 葛兰西首先明确了革命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承载者——有机知识分子在民众中的非自发性。这主要是因为,民众作为下层社会集团,其历史是支离破碎的。

虽然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而且,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时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

葛兰西举例说,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

葛兰西强调,革命意识的民众自发论,其背后潜藏的其实是纯粹机械论的前提。葛兰西完全赞同列宁的“外输”观点。列宁基于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状况,认为引领俄国实现革命的先进意识必须来自外部的输送——先进国家进步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意识。

同样,葛兰西也认为,意大利社会发展的落后和停滞状况,也决定了意大利革命的“外输”前提。“外输”的根据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精英。

诞生在较发达国家生产进步基础之上的先进思想潮流,传送到周边地区的较落后国家中时,承载新思想的集团也并非是经济集团或民众,而是知识分子阶层。 无产阶级民众居于革命的客体地位,主要还在于无产阶级民众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对象。

“‘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3]“教育”不是严格地限定于“学校教育”领域,教育关系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和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精英及其追随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部队和大部队之间的真实关系。

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机知识分子处于对民众进行启蒙的绝对教育者地位,无产阶级民众处于受动的被教育者地位。

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组成政党,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以组织形式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选拔、培养和繁育组织完备的政治力量等。葛兰西由此强调对学校、工会、报纸、电台等培训机构和传媒机构的占领。

当然,基于领导权的思想文化意义,这种教育和组织关系不能是强制的,而主要侧重于思想上的凝聚和文化上的同化。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

葛兰西认为,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尤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使它们成为一个共同的使命、智力与道德秩序的要素。

“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

[4] 这是因为,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远比作为某一位哲学天才的个人发现并作为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真理财富要重要,也更具有“原创性”得多。

但是,经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民众并不会被提升为有机知识分子,也并不会改变其客体地位。这是因为,革命意识不会真正内化于无产阶级民众的思想和精神本身,而是归结为外在的“信仰”。

“因为人民群众在世界观转变方面比较缓慢,而且,人民群众世界观的转变永远也不会在以‘纯粹’形式接受新世界观的意义上,而总是且仅仅是在把新世界观当作一种或多或少异质的和稀奇古怪的结合的意义上去改变世界观的。

”“由此我们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5]在夺取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要素无疑的是那种其特征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要素”[6]。

但是,信仰谁,信仰什么呢?葛兰西说,来自人民的人认为,那么多爱思考的人是不会错的。他认为,虽然他本人确实不能像敌手一样地去坚持和发展他的论据,但是,在他的集团里,却有人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肯定能比他所反对的那个特定的人更为高明。

于是,他回忆起确实听到过有人广泛而又融贯一致地阐述过他的信仰背后的道理,并曾使他心悦诚服,对这些道理他已没有具体的记忆,也不能复述,但他却知道这些道理是存在的。

曾使他豁然开朗并且心悦诚服这一事实,足以成为他坚持这些道理的永恒理由,即使不能很容易地提出论据来为它辩护。 因此,在教育中,“重复”是影响民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通过不懈怠地重申,可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加固民众的“信仰”,也就是提高民众阶层的智识水平。

检验“教育”的标准,就在于民众的信仰程度。“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7]这也构成了有机知识分子新哲学世界观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其在无产阶级民众中的现实影响程度。

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目的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形成革命需要的普遍而有效的民族—大众意识,也就是葛兰西一再强调的“融贯一致”的世界观。

三、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

葛兰西非常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民众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二者在革命实践中的辩证互动统一,而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主体一方去同化民众作为客体一方的单向统一。为此,葛兰西在论述以新世界观夺取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中,主要侧重于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方面。

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我们已经证实,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

”[8]葛兰西反对满足于个体抽象主观创造的学究哲学家。他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主要就在于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从而产生出理论是一个外在“附加”、一种“补充”和某种附属品的印象。

新世界观不应保留给知识分子阶层或专业哲学家,而应变成一种通俗的、大众的现象,能够改变大众的思想,并以大众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具有一种具体的世界范围的特征。

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目光必须从狭隘的知识集团世界观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葛兰西说,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

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时,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不是致力于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而是致力于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同“普通人”相接触,并且确实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源泉的运动。

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清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9]“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仍然必须总是作为群众的自发哲学,并且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弄成融贯的常识。

”[10]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思想的历史化”,即把思想看成是在许多人中间得以传播,并且以使自身变成为一种民众的积极行为准则的方式进行传播的世界观。

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葛兰西所确立的民众具有被同化、接受新世界观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论及的令人愤慨的不平等经济、政治地位出发,而是从人人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观需要和接受新思想文化教化的智识能力方面来说的。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最重要的部分《哲学研究》中,开篇就指出:“下面这种流布甚广的偏见必须加以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因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识活动。

”葛兰西强调“人人都是哲学家”[11]。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通常理解的哲学史,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史,是人民中的特定阶级为改变、纠正或完善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世界观,从而也改变和这些世界观一起的行为准则,换言之,为改变整个实践活动而采取的尝试和意识形态上的创造精神的历史。

而职业的或“专门的”哲学家和人类的其他部分之间并无“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

和其他人相比,职业的专门哲学家,不仅以更大的逻辑严密性、更大的融贯一致性、更多的系统感进行思考,而且他了解全部思想的来龙去脉。在思想领域中,专业哲学家具有和其他专家们在其各自不同的科学领域中所具有的相同的功能。

然而,专业哲学家和其他专家之间又存在着区别。例如,可以有昆虫学专家,但并不需要每一个其他的人都成为经验主义的昆虫学家,可以有三角学专家,也并不需要绝大多数人都去关心三角学。

而思维是人人所固有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思考的人和没有任何世界观的人。因此,哲学总是作为潜在的理论前提表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哲学与大众不可分离。哲学理论与大众常识之间具有可以转换的可能,葛兰西以之作为民众接受世界观的基本条件。

立足于民众的哲学世界观需求和智识条件,这也体现了葛兰西以长期文化渗透和教化代替充满显在情绪的应激式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造反的基本意向。

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中,其终极支点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葛兰西作品的更重大的理论含义——至少当他谈及知识分子作用时——是在两个极端中建立一座辩证的桥梁。”[12]而问题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必定是属于西方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自身,对西方现代社会作出整体性批判?这也正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戈尔曼对葛兰西的评价:“如果葛兰西逃出墨索里尼的魔掌,他会面临世界党的生存同实际(主观)态度和条件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那么,他就不可能把主观强调到在与世隔绝的狱中的那种程度,或许他对当代西方人的影响会更小一些。

”[13] 总之,葛兰西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方式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阵地基础,并用新的意识文化渗透和取代之,从而夺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

阵地战的中心任务就是对西方市民社会文化意识的质疑和批判。葛兰西就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内容即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内容并没有展开详尽的论述,他着重探讨的只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

在这些探讨中,葛兰西构建起了一个社会历史主体—社会历史客体的夺取领导权模式,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将无产阶级大众归于社会历史客体的位置,认为夺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方式,就是由有机知识分子战胜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并对无产阶级进行行之有效的“灌输”式教育。

社会历史的动力和源泉依托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灌输行为。

可见,葛兰西依从于唯心主义哲学主体—客体模式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翻版”。葛兰西的社会历史主体—社会历史客体的建构模式,导致的是一个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唯我论”。

注释: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2][3][4][5][6][7][8][9][10][1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262页,第305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60页,第240—241页,第336页,第232页。

[12][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3][美]罗伯特·A·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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