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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就从这个国家怎么可以帮助香港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下一步再推进一步，我们香港可以怎么帮助国家的发展，这是双向的。其实香港的“卖点”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亚洲(交通)的中心，第二个就是经济自由，第三个就是(香港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就是这三个特点，我觉得是要讲好香港的故事，要发挥好香港的优势。(此外)怎么可以把这个各行各业的动能，政府跟民间都能聚起来，香港跟国家聚起来，我觉得以后这个“聚”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在香港是亚洲(交通)最中心的地带，还是终究要把人才把这个动能聚焦起来。WWW,016308,CON
WWW,016308,CON朱林方，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人权法学和党内法规学，参与撰写出版《人权之门》《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解读》等多部著作。WWW,016308,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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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认为，无论是从健康，从教育，我们的城镇化，这都是比印度要高得多。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有，正是因为生育率我们要比印度低，所以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它的速度和程度要远比印度要高。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提升生育水平，去解决农村的托育和养老的问题，教育的公平问题，特别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所以和印度相比，不必去拘泥于它的数量的第一，而是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过去这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各方面的成就，更好地去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立足中国的国情，去发展好中国的现代化。(谢龙飞）《WWW,016308,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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