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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银行人士提醒称，放开借款人年龄的初衷并不是要求借款人年龄越大越好，在没放开之前，借款人可贷“年龄+期限”为70周岁，有一些60周岁以上的借款人贷款期限比较少，而放开之后，这部分群体可贷款的期限变多，也是方便购房者减轻还贷压力。也有银行人士坦言，“一般不建议年龄较大的用户借款，若借款人年龄为79周岁，审批后只能贷一年，没有意义”。

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区域。此前，上海、天津、湖北黄冈等多地陆续出台政策清退超龄农民工，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施工作业。政策出台后，很多超龄农民工面临转型难题。2022年6月，安徽省发布新规要求分岗位确定用工年龄，避免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一刀切”。此后，江西、四川等多地陆续出台类似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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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这两个女孩的学历、背景、生活态度，其实很有代表性。她们毕业于不错的大学，家庭既非“高门大户”，亦未给她们带来什么额外负担；她们和无数同龄大学毕业生一样，努力找工作、努力考研，并没有十分特立独行。这些特征都传递着一个信号：她们本质上只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这种“普通”让她们很容易激起同龄人的共鸣与自我审视，也让人思考：对普通年轻人而言，“毕业5年存款5000”到底是不是一件离谱的事？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到底行不行？

吴炜伦：好莱坞比较多的模式是编剧自己写出剧本，再卖给电影公司或找导演将剧本拍出来。但这在香港比较少见，编剧在香港是服务型行业，通常导演要拍一部戏，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未必有完整故事，就会找编剧帮忙慢慢构建故事和角色。我在大约20年的编剧经验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香港的编剧是辅助导演去讲故事，或者说是强化故事。而当导演就很不同，处于比较主导的位置，我觉得比过往做编剧时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这是最大的分别。

北青报记者通过电商平台检索“演唱会代抢”，各类演出应有尽有。实际上，“代抢票”的业务已经存在多年。为了抑制黄牛，各大票务网站都会通过实名购票、限时抢票等形式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虽然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黄牛，但几乎是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演唱会门票代抢业务。早在2018年就有调查显示，代抢是当年演唱会市场炙手可热的新兴职业，都是专业团队运作。业内人士介绍，很多代抢行为之所以百发百中，大概率是因为电脑经过改装，并且有专门的软件进行抢票。用户只需要提供观演人基本信息，“代抢票”团队抢到票后进行收货地址更改，即完成交易。

报告显示，新冠保险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宣传容易赔付难，一些保险公司为吸引消费者投保，宣称核酸阳性即可赔付，消费者实际感染后又设置苛刻条件，如要求提供CT检测报告和医生确诊通知书等才能理赔。二是为拒赔玩“文字游戏”。部分保险公司以消费者确诊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而非“新冠肺炎”为由不予赔付。三是逃避赔付责任。有些保险公司通过下架相关保险产品、保险理赔员失联、客服电话不通等方式故意逃避赔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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