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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三个阶段都有我喜欢做的事。在前期作为编剧去和真正的法律顾问通过角色扮演谈戏谈对白，过往这样的机会很少，我觉得很好玩。拍摄阶段，我非常享受和这帮演员的合作，包括主演、配角和只是客串一两场戏的演员，每个人都很用心做，这对导演来讲是有很大很大的满足感，因为终于见到一班有血有肉的演员，真正演绎出你之前想了很久的故事和对白。去到后期，我做了过去很少接触的配乐。通常是配乐人员做了前5场或前10场的音乐给导演听，听了意见后去修改，然后改完又听，未必改一次就能完成。我本身不懂音乐，而今次做配乐又很赶，变成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做。这是我从业20多年第一次跟得这么近去做音乐。

陈宇：我觉得我们不妨往下多想一步，现在的方式是不是比刺死他更有效？我们其实是两件事都做：第一，通过假秦桧的死，宣泄观众的恨意；第二，让(假)秦桧背出这个诗，而且是让他站在城楼上、面对着几千人说出去。同时这本质上也是秦桧失败的宣言。我认为这是比手刃仇人更进一步的方式：不是诛他的身，而是诛他的心。第三，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孙均如果杀掉秦桧，是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一方面这样会导致重大的朝野震荡，还不一定上来一个怎样的新宰相，产生怎样的政治走向变化。另一方面，如果秦桧被刺死了，可能天下所传的就是一次宰相遇刺的事件，就像历史上的施全行刺那样，而不是一次三军齐诵岳飞的《满江红》的事件。那可能并不有利于正义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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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很有流量的明星来说，“小作文”也是一个正面营销自己的载体，新剧收官照惯例发一篇文章，就能再带动一波热度，上一次热搜榜单。有趣的是，一些明星写不出优美的小作文，但可以另辟蹊径跟角色告别，比如手写信、画画、拍小视频，甚至做告别PPT等。有的剧组还组织演员集体手写告别信，给剧再添一把热度。其实，无论什么形式，只要在剧收官时能有收官仪式感，能再次引发话题最好。

在过去10年中，丹麦孩子还存在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与电子产品尤其是社交媒体直接相关。在这方面女孩子尤其表现明显。数字媒体会引发孩子们的社交攀比，比如当一个孩子在Facebook上发了个帖子时，他会为自己能否得到足够多的点赞而焦虑。此外，家长在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方面也做得不够，他们并不了解社交媒体背后的运作。孩子们在幼儿园时就能通过iPad进行学习，但是我们也需要随时应对电子产品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对类型片理论认知不够。每种类型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爱情片类型？什么是悬疑片类型？谍战片跟悬疑片是什么关系？侦探片跟悬疑片是什么属性关系？真正的类型属性、类型要素，要搞清楚。实践方面就更是如此。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本质上是与类型片体系的建立同步进行的。而我们目前的类型片建设，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比较薄弱的。

“当时他25岁，声音很清亮，音调比较高，不像晚年的声音那么低沉，但是，一听就知道是舒庆春的声音，标准的北京音，很漂亮，清脆好听。”1994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将一套完整的《言语声片》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根据这一套资料，《言语声片》教科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才得以完整地复印到了《老舍全集》第19卷中，而他的声音作品也根据唱片录成CD光盘，听众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听到。舒乙先生曾评价，这部《言语声片》不同于一般的汉语教材，其特点包括：内容针对成年人，而不是针对儿童，并非小学教材，是成人教材，涉及内容广泛，具体而细致，很有实用价值；语言内容主要取材于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但又全国适用；课文内容为现代口语，并不刻意讲究所谓文法，以习惯语气为主，语句都比较短且朗朗上口。百年间，北京话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言语声片》中有一些说法和用词，现在已经很陌生了，成了“过去式”。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部教材成为珍贵的语言文化史资料，老舍先生也成为在海外传播汉语教学的鼻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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